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所引发的系统化调整,意味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建设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长期处于单一经济社会转型之中,而现在则开始迈向社会全面转型。在此转变过程中需要确立新的价值目标,也必然形成新的道德关系,产生新的道德诉求。因此,我们必须转变道德建设思路,为社会全面转型提供有效的道德支撑。 一、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适应到全面的社会适应的转变 在经济驱动的社会转型中,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旨在创造与经济发展相适的道德环境。在此过程中,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力地推动了道德的现代转型,带来了道德生活的革命。 首先,个人利益受到肯定与尊重。我们一度片面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将社会利益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过度倡导个人的牺牲和奉献而忽略了个人利益的实现。市场经济恰恰遵循从自利走向他利的道德逻辑,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肯定个人利益是发挥市场效力的道德前提。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们对个人利益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增进个人利益也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 其次,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得以维护和巩固。市场经济机制有赖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增进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激发社会活力。在经济的助推下,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个性得到张扬,自主精神得到了弘扬。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之维,市场机制的运行以平等、自由等道德价值为基础。市场经济讲求自由选择和平等交换,平等、自由是主体性的主要道德支撑。与之相应,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当人们拥有更为广泛的自主权力,社会生活也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宽容。 第三,社会民主参与得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打破了以往完全计划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背后的无限政府权力开始合理收缩,社会管理不再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市场机制需要与行政权力之间保持合宜的距离,在经济财富创造和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促进了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原本由政府权力支配的领域向公民和社会开放,政府权力收缩留下的空间有待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填充。这无疑给予了人们更为广阔的社会参与空间。托马西等学者认为,在市场中,人们经济行为的自由被视为基本权利,它们定义了市场民主的范畴,从而保护了人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自由选择领域。①对于私人利益和自由选择的关切,促使人们在社会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深化民主创造了条件。 但是,完全围绕市场经济进行的道德建设存在缺陷。一方面,道德的独立价值逐渐弱化,道德话语日渐微弱。虽然道德和经济具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两者也存在着矛盾和张力。道德通常依据某种“善”的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正当性评价,而经济则主要追求利益的增长。合道德的行为不一定会创造经济价值,经济行为也不必然合乎道德的规范。市场经济适应的建设向度让道德成为市场的附属。其中隐含的逻辑在于:道德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毫无疑问,经济处于价值的优势地位,道德价值只能处于次级地位。这意味着一旦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出现矛盾或冲突,后者只能做出退让和调整。在单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中,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优先考虑的问题,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都紧跟市场的需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评价的主要标准。社会生活的舞台被市场经济牢牢占据,道德只能屈居舞台的边缘,受到忽视和冷落。同时,市场经济衍生出道德中立的逻辑,即市场行为应该游离于道德判断之外。任何经济行为都应该将利润的创造作为最高原则,道德的介入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政策运转,降低市场效率。弗里德曼就曾指出经济主体(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于创造利润②,因而企业不应该担负额外的道德责任——因为履行道德责任会导致利润的减少,反而会妨碍企业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市场经济道德中立的倾向造成了经济领域可以完全置身道德之外的假象,道德价值的光环被经济利益所掩盖。 另一方面,单一市场经济适应的道德建设难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和价值冲突的化解。为契合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道德建设带有明显的片面性,难以为解决社会生活的道德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社会是由多元领域所组成的复杂体系,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同的道德诉求,需要不同的道德价值指引。将市场价值拓展到其他领域,必然造成道德困境。经济领域带有与生俱来的功利性,追求经济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内在功能。因此,单一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以满足市场需求、发挥市场功能为价值导向。但这种导向却无法有效指引非经济领域的道德生活。相反,市场道德的普遍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矛盾,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从经济的视角看来,我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效率的保障,高效的经济运行能够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分配应该优先满足具有更高市场能力者的需求。但是这种分配无疑会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平,那些市场效率低的社会成员将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群体经济差距的拉大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基尼指数一度持续上升,充分说明了经济价值的泛化所导致的社会失衡。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不仅包括功利计算,还涵有无私奉献、人际关爱等诸多超越功利的道德需求。显然,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模式和标准并不能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站在经济的维度所进行的道德思考忽视了社会其他层面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