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42-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06 青年动员是指对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资源、人力和精神的调动，它旨在调动青年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活动中去。青年的聚集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变动，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下，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具体方式则随着青年聚集方式的变动而调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青年人的组织动员形式与依托必然要随着其生存状态和生活坐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共青团的工作战略与策略也必须改革以适应工作对象的新特征。然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组织必然表现出对过去的经验、历史轨迹的依赖性，产生避免创新和保持稳定的内在机制，如果遇到外部环境变化，组织必须变革以适应新环境，这种变革的代价是很大的(周雪光，2003)333。因此，改革对共青团这个组织而言也是一场自我革命。目前，共青团动员青年已经从单纯依靠共青团自身的组织体系的组织动员演变到目前的多思维、多渠道并进的社会网络体系动员。本文试图对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变革进行思考，厘清其中的逻辑演变，为共青团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共青团动员青年的组织化思维变革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高度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和单位制人身依附与社会控制模式，共青团动员青年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单纯的组织动员，依靠共青团健全的组织体系和较高威望组织发动青年。这种组织动员的前提是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关系，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邹谠，1994)，在这种执政党对社会高度统合的政社关系模式下，国家机器及其人员全方位渗入社会的各领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事无巨细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具有几乎所有资源的分配权和绝对权威。全能主义政社关系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执掌政权者具有不容置疑的天然合法性，二是政治参与不取决于个人自愿而取决于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的动员，三是单位成员有单位会永远存续下去的幻觉。 在这种关系模式下，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的共青团的合法性与威望不用自证，也无需努力向青年求取，因为这是这种关系模式下党团关系的题中之义，青年没有置身其外的选择。整个国家的政治动员非常多，都由官方发动，作为执政机器一部分的共青团是青年动员的天然主体。由于青年都被归于一个组织之内，共青团的组织体系在健全的党组织领导下也十分健全，加之户籍制度对青年流动的限制，属地分层的组织动员也就成了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唯一选择。这种动员模式运行的基础就是全能主义下的行政权力，其优点是每位青年都存在鲜明可得的政治坐标和地理坐标，而且坐标的变动频次很小，青年只能接受共青团等党团组织的动员而没有其他选择，虽然全能主义模式下的社会运转成本高昂，但这种模式下的青年动员则高效、简单且低成本。组织动员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共青团在青年中颇具威望，共青团员身份也具有相当的光荣感。这种动员模式的缺点就是青年的主动性不足，限制青年的发展和社会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原先封闭的单位体制开始解体，桎梏的社会活力开始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转型，全能主义模式逐步瓦解，组织或单位不再是青年唯一依附的主体，组织或单位也不再是青年的官方身份证明，二者更多地变为一种契约关系。这一转变类似于梅因在描述西方社会演变时所指出的“从身份到契约”(梅因，1959)的转变。青年的政治坐标和地理坐标出现了不一致、模糊等情况，共青团再也不能轻易地通过单位找到团员和青年，因此，有学者称脱离单位的青年为“原子化”青年(郑长忠，2012)。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空间逐步释放，劳动力开始跨区域流动，共青团组织体系赖以存在的农村、企业等组织实体发生了巨大变迁乃至解体，而这些组织实体之前定位青年的功能一时没有新的载体承接，共青团的组织体系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且难以迅速恢复，这样组织化动员青年的模式势必产生松动。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基于现代社会的青年必然会进行再组织化的判断，共青团一方面努力在新的青年组织载体中建立团的组织，试图将共青团与载体组织间的关系转换成共青团组织内的关系，以期延续组织动员，但青年新的组织载体缺乏单位制时代那种会永远存续的幻象，建在其中的团组织必须要不断调整以应对其寄生组织的命运变迁。另一方面共青团提出了社会化动员，但动员缺乏强制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均不完美的两种动员方式被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结合在一起，组织动员和社会化动员必须有机并举，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的动员功能。由此，必须从单纯依靠团组织动员改变到同时动员青年所在的组织而动员青年。动员组织，一方面是说共青团需要重新梳理和组织自己动员青年的渠道与方式，另一方面是凸显通过对传统组织动员之外的其他新兴组织的动员去动员青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团建一度成为共青团工作的重点，对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是这几年共青团工作的着力点，实际上是传统组织动员思维的延续，依靠在组织实体中建立团组织来动员青年。因此，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是共青团动员的组织化思维线得到了延长。 这种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都是基于所有社会群体包括青年都是“组织人”的假设，只不过以前的组织是变动小的单位，现在的组织是更多元、更易变动的组织，因此在青年团员所学习、生活或工作的组织去建立团组织这种组织动员的思维依然有效。但世殊时异，共青团这种动员组织的思维必然遭受巨大挑战。“两新”组织对于建团的低兴趣，驻外团工委的多方关系不协调，“两新”组织本身的变动不居和团员青年的契约关系快速变动，都使得共青团通过动员组织而动员青年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效果不佳，因此，不只是传统的组织化思维，演进后的通过动员组织去动员青年的思维似乎都有其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