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话语中，非优势群体青少年(包括底层、边缘群体或移民群体)的形象一直是极为负面的。他们建构、参与和表达抗争型亚文化，成为不折不扣的抵抗者和越轨者(Dance，2002； Goffman，2014；Lee，2005)。西方青少年通过反抗教师权威、排斥学业成绩优异的同侪、贬低脑力劳动者等方式拒绝学校教育及其彰显的主导文化。他们运用主体性和能动性反抗支配阶级和霸权，却大多因学业失败而不得不延续父辈劣势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境遇。相反，少数人选择服从学校权威和主导文化，有望凭借学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20世纪中后期，威利斯(Paul Willis)、哈格里斯夫(David Hargreaves)、福特汉姆(Signithia Fordham)和奥格布(Jean Ogbu)等学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英美两国青少年抵抗者积极参与的此种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这种青少年亚文化根植于学生对学校教育再生产不平等社会关系的认知，表现为对学术价值和学校日常教育实践的厌倦和抵抗。反学校文化与反智主义话语关系密切，它不仅是一种否定主导文化定义下学校教育积极功能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更是以抵抗行为为外显标识的意见表达和对社会结构矛盾以及社会问题的象征性解决。简言之，反学校文化研究旨在理解青少年在学校场域中建构的独特的符号和意义体系，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符号和意义协商社会与文化身份、谋划行动策略。青少年在日常实践中生产了一系列的符号与意义，符号与意义的形成、传递和使用既受限于现存社会阶层关系与历史文化要素，也对后者的存续和变迁产生影响。因此，反学校文化研究能够链接和糅合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诸多微观与宏观议题。 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非英语国家青少年并未践行反学校文化，从而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反思：抵抗-服从二分法(resistance/conformism dichotomy)的解释框架无法涵盖世界各地青少年的学校行为(Kipnis，2001；Li，2015；Ogbu，1978；余云楚，1999)。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者呼吁超越用反学校文化解读青少年文化现象的文化中心主义范式，寻找英语国家之外的青少年文化建构与抵抗行为的“地方性知识”(Buchohz，2002；Levinson et al.，1996；Weis & Dolby，2012)。实证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此种新取向。墨西哥青少年围绕“班级”形成群体一致性，这种班集体身份认同策略灌输给学生“团结”和“平等”的价值观念，从而弱化和消解了个体层面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差异，有效地隔绝了社会身份差异对学生受教育经历的深刻影响(Levinson，2001)。香港青少年抵抗教师权威、批判地反思官方知识，但是他们普遍以学业成功为荣(Fairbrother，2008)。后续研究挑战了反学校文化的必然性，问题化和复杂化了抵抗与服从的二分法，最终割断了抵抗行为与反学校文化之间似乎与生俱来的关联(Tuck & Yang，2014)。 审视将反学校文化视为重要分析框架的中国研究：一方面，学者们总是稍加批判地接受反学校文化解释框架，抑或只做局部、片面的修正，没能链接西方青少年文化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和新近发展，因此难以将对中国情境的研究嵌入到更广泛的全球学术对话中去。另一方面，全球和地域情境的急剧变化使青少年的群体命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聚焦中国底层青少年时更要引入新的视角和分析维度。为了回应超越西方范式的呼声，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反学校文化与抵抗行为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思考它们对中国研究的启发，并探究超越西方范式的本土化策略。 一、反学校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 由反学校文化研究者引领的“学生抵抗行为的社会阶级理论”(class-based theories of student resistance)和“学校民族志方法”(school ethnography)影响深远。通过呈现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参与构建的反学校文化实则是其父辈所属阶级文化的子文化，学者们发展了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同时挑战了结构主义理论秉持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探究反学校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有助于理解当前理论发展趋势的传统依据和智识后盾。 谈及反学校文化研究取向，通常认为它起源自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对青少年亚文化的卓越研究(McGrew，2011；Kipnis，2001)。该中心成员(以下称伯明翰学派)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青少年亚文化的风格和符号，以及这些风格和符号与意识形态、霸权和商品化的关系。1976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一本名为《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的合编书。在该书的引论部分，编者霍尔(Stuart Hall)与杰弗逊(Tony Jefferson)将“青年文化”一词置换为“青年亚文化”，指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论文集的主要任务是探讨青年亚文化与阶级文化的关系，并揭示文化霸权何以在结构和历史层面上被保存了下来(Hall & Jefferson，1976)。 霍尔和杰弗逊还指明了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两个理论来源：一是贝克尔(Howard Becker)在《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中对越轨行为消极社会标签的反思，导致越轨亚文化研究从主流社会学中脱离了出来(Hall & Jefferson，1976)；二是科恩(Phil Cohen)对青年亚文化与工人阶级社区的研究为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对《局外人》的关注说明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深受美国芝加哥学派越轨行为和犯罪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就致力于分析边缘青年群体僭越社会规则的行为，以及越轨行为与解决自身困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该学派晚期代表人物贝克尔在《局外人》中，使用标签理论解释了青年帮派的越轨行为：社会规则制定者通过道德评判赋予越轨行为和亚文化现象负面的社会意义，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将青年亚文化收编至优势群体的意义解释体系之内，消弭了其颠覆社会的性质(卢鹏、韩昀，2015)。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精髓，用社会阶级和权力关系的视角解读青年越轨和犯罪行为。科恩将社会阶级维度引入了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视域。霍尔和杰弗逊认为，科恩在《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中阐述的观点直接塑造和引导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路径——关注个体积极建构亚文化与表达抵抗行为背后运作着的权力和阶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