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认为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跨国化两大方面。对于这种创新转型的背景和原因的分析，也一般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强调全球化的现实背景和大的学术风尚(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影响；①二是强调某些史学家个体——如入江昭(Akira Iriye)、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开创性研究和大力倡导。②学术大家的启迪、示范和引领固然重要，但若无有效的组织保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大规模学术创新运动也不易形成，因为，学术大家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并在其中发挥影响力。因此，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和复兴，或许能够进一步丰富并加深我们对这一学术现象的认识。 学术共同体是由学者以专业为基础自愿结成的众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组合，是一个以学术事业和学术发展为纽带，连接学者、集合学者而形成的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空间网络。③学术共同体在学者个体发展和学术知识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在组织层面上以学术期刊系统和专业学会系统，为学者进入学术共同体、参与并建立正式学术交流网络搭建了关键平台；在制度层面上，以同行评议核心制度作用于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获得学术职位和晋升、申请学术奖励和资助以及荣获学术声誉等学术行为和过程之中，从而守卫着学术评价的程序正义和学术资源的公平分配；在精神层面上，“以学术为业”的共同信念、价值和范例深刻地影响着学者的学术行为。④实践证明，学术共同体能够通过沟通交流和合理分享各种资源，促进不同学者更好地理解自身和整个学术领域；可以改变单个学者的孤立状态，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以及知识生产所必需的共同质疑、讨论和争辩的生态环境。简言之，“知识的创新和传播要依靠学术共同体中所进行的工作”。⑤ 美国外交史学界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符合上述定义的学术共同体，其创立、发展的轨迹与美国外交史学科创新转型的历史若合符节，实际上成为学科创新转型的“试验场”和生产车间。这一学术共同体在组织上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后文简称SHAFR)、《外交史》杂志和学会《通讯》，以及电子网站空间三个方面。在SHAFR成立40周年之际，《外交史》杂志特设专栏，邀请历任学会主席，就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展开笔谈。⑥这些笔谈稿大多是参与者基于自身经历的有感而发，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让后来者感受到了今日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辉煌成就和强大凝聚力背后的创业艰辛和先辈奉献，却未能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对该学会在学科转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梳理，也没有明确意识到需要把该学会与其出版物和电子网络一起，作为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来看待。从考察美国外交史学转型之条件的立意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此，本文将从学会、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三个方面，对这一学术共同体加以考察。在回顾它们各自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它们推动学科转型的种种做法，进而总结其特征和推动学科创新转型的经验。 一、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 1960年代中期，美国外交史学正值兴盛却尚未形成一个体制化、专业化的自治共同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外交史学者相互关系的疏离和淡漠，而是说他们的学术交流主要是个体性的，至多带有“小团体”的性质。他们往往以个人身份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或者在因师生关系结成的私交甚密的同门学派内进行频繁的学术交往。这种私人性质的学术交流，尽管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不无助益，却毕竟范围有限，难以在更大学术圈子内集思广益、凝聚认同，也与外交史学显赫的学科地位不相匹配。鉴于此，1965年，费城拉萨尔学院(La Salle College)青年学者约瑟夫·P.奥格兰迪(Joseph P.O'Grady)向外交史学大家托马斯·A.贝莱(Thomas A.Bailey)提出建立一个美国外交史学专业组织的构想，并得到后者的首肯。随后，由奥格兰迪、亚历山大·德康德和戴维·M.普雷策尔(Dayid M.Pletcher)组成一个精干的组织委员会，历时两年奔走联络、周密安排，1967年4月，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芝加哥年会上，“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正式成立，贝莱被推举为首任主席。⑦ SHAFR开创者身处“盛世”，却“居安思危”。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传统“外交史”概念的狭隘性，因此首当其冲地提出了重新界定学科身份、使之更具包容性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他们就“外交”(diplomac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等用语的含义以及专业组织的命名展开讨论，并最终以“对外关系”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定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其他概念，“对外关系”概念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外交”强调政府间谈判，“外交政策”聚焦于政府决策过程，以及政策本身，两个概念均显狭隘，“国际史”概念则“大而无当”；“对外关系”一词则可以用来表示“民族(人民)和国家间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更多形式的全部互动”；⑧而“美国对外关系史”既是美国史的分支，又是国际史的分支，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显而易见。⑨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们把自己的专业学会定名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宗旨是“致力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即通过资助研究、举办年会和发行出版物等途径，推动美国对外关系史知识的研究、进步和传播”。⑩尽管他们还习惯地称自己为“外交史学家”，但开放、包容已成为学会的发展理念，内化为会员的学术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