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1905年11月日本剥夺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至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朝鲜半岛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中断达14年之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突破了日本的外交封锁与政治高压，重开了朝鲜半岛韩人政府的对外关系。李承晚是李氏朝鲜开埠以后早期开化派的代表，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任大统领，是朝鲜半岛近现代史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在朝鲜半岛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不容忽视，他的对华认知与对华外交活动对独立运动时期及以后的中韩关系都有着重要影响。 李承晚的对外观有个认知、转变、深化与成型的过程。开化期(1876～1905年)是李承晚对外观和外交思想的萌生期，具有朴素性和懵懂性，基本上持蔑清拥日防俄亲美的对外观。日据时期(1905～1945年)是李承晚对外观与外交理念的成型与沉淀期。随着日本吞并朝鲜野心的日益暴露，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与外交实践的检验、洗练与再修正，李承晚的对外观发生了一些蜕变，蔑华反华转变为联华抗日，但其中不乏流露出对中国的疑虑与猜忌，怀疑中国有趁机恢复宗藩关系的图谋。这一时期他的对外观基本上转为附美联华抗日反苏，反日是核心，亲美是轴心，反俄(苏)是主线，联华是支流。① 二 李承晚的对华认知 开化期，李承晚寻求的独立是摆脱清朝的宗藩朝贡体制，成为西方式民族独立国家，特色是反清独立，手段为变法、开化、自强以积蓄实力，拥日、用日、离华以“以夷制夷”。 19世纪末，朝鲜王朝与清朝由于腐败、无能和落后，不仅被西方列强所侵蚀，而且在日本侵犯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处处被动挨打，日薄西山的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李氏朝鲜的吸引力和控制力。而打开国门的朝鲜，在西学的渐渐侵入下，新鲜的西方政治思想体系吸引了一部分试图变革图强的开化人士，他们开始东渡日本，借鉴与学习明治维新经验，逐渐形成朝鲜王朝内部的开化派。开化派将李氏朝鲜的落后归咎于朝鲜的“事大主义”和清朝的“中华主义”，归咎于朝鲜与清朝僵化不变的旧政治体制与儒家思想，他们试图凭借日本的力量反抗清政府的控制与羁縻，摆脱与清政府的宗藩关系，走向所谓的独立。作为开化派分子的李承晚，虽为清政府藩属国的臣民，骨子里却对清政府满怀蔑视，其蔑清反清拥日的思想在《清日战记》和《独立精神》中皆有体现。 《清日战记》鲜明地体现出李承晚离华独立的诉求。在《清日战记》里，李承晚主要分析了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原因、镇压东学党起义中朝鲜对清请兵外交、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要求改革朝鲜内政的施压、战争之后三国干涉还辽和高宗“俄馆播迁”以及英俄之间在东亚的角逐等。李承晚对甲午战争的评述与看法有个转变的过程。在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署之前，李承晚与当时诸多开化派的态度与看法相同，否认中朝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改变了清日朝三者之间的旧关系，使三国之间建立了新的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甚至认为甲午战争给予了朝鲜独立。②对清朝，李承晚持批判与排斥的态度与立场，批判清朝的中华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批评清朝无知自大、腐败无能和将朝鲜半岛属国化的宗藩体制，认为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傲且对朝鲜傲慢无礼，朝鲜以下属小国自卑且对清朝事大无知。李承晚称：“袁世凯态度傲慢无礼，我们国家的事不管大小都干涉，他将自己的地位置于朝鲜王之上，在君王面前行为无礼。”③李承晚还形象地以外国公使与朝鲜官员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外国公使称：“贵国是堂堂的自主独立国，怎么会比清国差呢？”“贵国也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是独立国，不要忘记同样的权力。”朝鲜官员生硬地称，“我们怎么能没有信义地对上朝清国做无礼之事呢？”④可以看出，李承晚借外国公使之口批判了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批判朝鲜王朝已经失去独立意识和习惯于事大的惯性思维与心态，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心愿与诉求，否定与批判了中国的宗主权，肯定和推崇西方式国家外交关系。但历史事实证明，外国公使怂恿和鼓吹朝鲜为独立国的真实用心并非真正为了朝鲜的独立自主，而是想在驱逐清朝在朝鲜的独特权利之后，在这块蛋糕上分一杯羹。当然，李承晚当时没有注意到外国公使的真实用心，只是接受了外国公使所言及的独立意识，并想将这一独立精神散播给朝鲜民众。 随着朝鲜国内局势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署之后，李承晚逐渐看清日本的虚假面具，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作用及其对东亚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论述，称：“朝鲜历史上最大的战乱是‘壬辰倭乱’。韩人最痛恨的战争也是壬辰倭乱。壬辰年问(日本)试了一次失败后，300年间再次谋划，甲午战争使其野心得逞。比起壬辰倭乱，甲午战争是更大的战乱，对韩人来说，更为痛恨的逆乱是甲午战争，这次战争让朝鲜失去了独立，遭受了灭亡，今日韩人一直遭受的境遇就是甲午战争造成的。”⑤并称：“如果韩人今天认识到古老地区像台湾一样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话，那么，没有必要知晓甲午战争的历史。但即使太平洋变成沙漠，喜马拉雅山夷为平地，如果大朝鲜的独立能从我们手中恢复的话，韩人应该知道清日战争的原因和结果。”⑥ 但即便李承晚将朝鲜的灭亡归咎于甲午战争，也没有改变他对清朝的蔑视和排斥，而是对清日双方都进行了辛辣的谴责与无情的批判。他批判清朝与朝鲜闭关锁国、蒙昧无知与不开化，感叹称，如果二者都开化看世界的话，就会放弃所谓上国与属国之分，清朝也不会愚蠢地跟日本纠缠，和日本开战。⑦可见，1905年日本保护朝鲜之后，李承晚已由反清蔑清转变为怨清恨日。从他的逻辑看来，如果在开化期，清朝与朝鲜都开化变法，进行西方式的近代化维新，清朝国力强盛起来并自觉地取消宗藩体制，给予朝鲜自主独立，那么日本就不会趁机而入，朝鲜就不会罹受甲午之战，就不会遭受亡国之痛。⑧李承晚的这一心态与逻辑，代表着当时一大批开化派的想法与观念，他们对日本是既效仿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对清朝是既厌弃又依赖的无奈立场。开化派为了摆脱清朝的羁绊，推崇和效仿日本，试图借助日本这一危险势力，有点饥不择食之误，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头来却怨恨清政府的宗藩体制。 至日据时期，日本“保护”与侵吞李氏朝鲜的行径，令李承晚看清日本的侵略真相，逐渐走向联合中国抵制日本的道路，但在他的思想里依然残留对中国的蔑视与戒备，对中国帮助朝鲜半岛复国的目的与用心甚为防备与猜忌。清亡之后的中国，先是军阀混战，继而被日本侵占，国力衰败，即使有帮韩独立之心，但助韩独立之力捉襟见肘。环视朝鲜半岛周边大国，他认为，中国不可用，苏联不可信，能用来反日的国家就只有美国，⑨这也成为他主张开展亲美外交的驱动因素之一。 李承晚的联华疑华倾向表现在一系列言行与政治外交政策上。从美国外交文件可以看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李承晚等对中国政府实施请求与防备的两手政策，他们一边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和援助临时政府，一边依靠美国、防范中国政府，多次流露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不满与提防。如1939年8月，李承晚致函金九，叹息中国与韩国对世界局势的蒙昧，称如果没有第三国援助的话，中国再怎么血战苦斗，想避免成为“第2个朝鲜”是很困难的，希望向蒋介石转告，应在美国大力开展宣传，以赢得同情。⑩1942年2月12日，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赵素昂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时，高斯称，“当被问及‘临时政府’是否已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承认时，他承认还没有并低声表示，他觉得这或许是中国想在打败日本之后将韩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但在其他场合，赵素昂先生一直坚称中国政府‘即将承认’临时政府”。(11)1942年12月9日，高斯致函本国国务卿称，赵素昂想把临时政府从重庆迁至华盛顿，而且指责中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有关韩人独立的九条准绳(Nine Conditions)，“赵素昂派指责中国方面有帝国主义企图”，“但在我看来，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中国想控制战后的韩国”。⑤《开罗宣言》公布之后，临时政府想派代表团访美，以探测美国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外务部部长赵素昂在向高斯交涉赴美事宜时，向他暗示中国政府不允许韩国代表团访美。为此，高斯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确认是否同意韩国代表团访美。宋子文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反对而是希望代表团访美。(13)1944年5月，赵素昂与高斯会谈时，再次表达了韩人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并欲摆脱目前对中国政府的依赖。(14)可见，赵素昂对中国政府非常不信任，并一再怀疑中国政府支持和支援临时政府的诚意。赵素昂的言行与疑虑，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部分朝鲜半岛独立人士的心声，这在李承晚身上也多有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