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后，欧洲正处于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时代，新的思想和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给处于君主专制的欧洲社会带来一片新的气象，让长期蒙受教会思想束缚的欧洲人感受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先兆。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于这个大陆形成的文化之中，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白种人很难客观公正地看待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很少有例外。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在观察欧洲之外的世界时依然很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洋彼岸的新大陆视为由未开化的野蛮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旨在为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的“野蛮”寻找解释依据，由此树立起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 在这一时期，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洲退化论”了。美洲退化命题并不是源于启蒙时代，早就散见于一些欧洲人关于新世界的论著或报告之中，通常为片言只语或简单描述，尚未构成一种缜密复杂的理论体系。“美洲退化论”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这个时代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必然产物，与这个时代的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布丰在其撰写的巨著《自然史》中全面阐述了美洲大陆动物与印第安人的退化，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构架起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即刻在欧洲学界赢来一片喝彩声。荷兰哲学家和地理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以及法国学者纪尧姆一托马·雷纳尔接受了布丰的观点，把“美洲退化论”发展到极端，对新世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习俗给予全面否定，退化的对象把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动物与人囊括无遗。布丰、德波和雷纳尔均为启蒙时代的名流，他们有时会在具体问题上存有异议，但无不是在为树立处处与欧洲文明对立的美洲“他者”形象寻求理论根据。他们的“美洲退化论”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者对本大陆文明孤芳自赏的傲慢心理，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欧洲一切皆优越于新大陆。这种理论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优势的环境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足为奇。 在“美洲退化论”风行于欧洲学界和社会时，一些欧洲精英眼中属于“蛮荒之地”的大西洋彼岸正在发生一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革命。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脱离母国独立，向世人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它们经过近八年的艰苦奋战，最终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新国家随后进入了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共和国时期。此时的美国尽管被很多欧洲人不屑一顾，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新国家的优越感丝毫不亚于欧洲人对自身古老文化的情有独钟。美国的政治精英认为，这个新国家承担着把人类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他们同样在与欧洲对比中凸显美国新文明的优越。因此，当欧洲精英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美洲退化论”时，对承担着上帝赋予之特殊使命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蔑视或侮辱。领导这个新国家的开国先辈自然不会对这种“荒唐”理论的存在熟视无睹，任其四处传播，必然愤而反击，一洗布丰等人强加给美洲大陆的不实之词。 在欧美学术界，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美国精英反驳“美洲退化论”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通常认为此时的美国在文化上尚不足以强大到与欧洲文化抗衡的地步，美国人自知在文化上欠缺，只是被动地通过摆出具体的实例来揭示“美洲退化论”的虚妄。其实，很多学者的描述仅局限于美国开国先辈在相关问题上对布丰等人的反驳，很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这场争论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研究为这一问题的深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①国内学术界尚无学者涉及这一论题，自然不可能有精深的专论问世了。美国人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多历史名人卷入其中。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发起的首场论战，结果无疑加强了由移民组成的这个新国家的凝聚力，让美国人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了足够的自信，当然也会程度不同地改变欧洲人脑海中美洲或美国的不利形象，使他们对布丰等人全面否定的新大陆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一、反驳“美洲退化论”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尽管有的欧洲学者对“美洲退化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②但他们的批评很快就淹没在学术界对这种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美国学者詹姆斯·赛瑟尔认为，“美洲退化论”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美洲的动物在种类上少于欧洲现存的动物，力量上与欧洲的动物不能相比，外观上也没有欧洲动物雄伟美观，总之比欧洲动物低劣。这种低劣性在美洲人种上也体现出来，美洲印第安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远远在欧洲人之下，甚至低劣于亚洲人和非洲人”。二是“从旧世界移植到新大陆的每样东西，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都会变得发育不良，失去活力。一旦欧洲人踏入美洲的土地，他们便在体质上、智力上和道德上开始衰落”。③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学者约翰·布利斯特德在其名著中总结了“美洲退化论”的实质，即“在美洲土壤和气候的种类和构成中，某些东西必然减弱了所有生活在其上的动物在体质上和智力上的能力，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是如此。布丰伯爵在其关于自然史的专论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主张，一大批哲学家紧随其后，认为与欧洲动物相比，我们的所有动物都较小和较弱；我们的狗不会叫；我们的土著印第安人全身不长毛发；移居到这里的欧洲人在身体和智力上开始退化；他们的后代在体力活动和体力上，在智力敏捷和智力上存有缺陷”。④ 显而易见，“美洲退化论”存在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美洲退化”命题虽不为布丰首创，但他显然是将之“理论化”的第一人。布丰在其撰写的《自然史》第三卷、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系统地阐述了美洲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在生物特性上的退化，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是生物退化的主要原因。从理论上讲，既然在退化过程中气候与食物等发生作用，那么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然而，布丰还是手下留情，对欧洲移民后裔网开一面，认为他们不仅不会发生退化，而且还要承担起改造新大陆自然环境的使命，使之从“不毛之地”变为“宜居之洲”。⑤布丰是个遐迩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他没有把“退化”的矛头指向欧洲移民的后裔，但其通过“科学”论证构架的这一理论播下了欧洲人对美洲抱有偏见的种子，给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1768年，德波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后裔克里奥尔人包含在退化之列，以此证明“气候不利于人或动物的改进”。⑥1770年，雷纳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在巴黎出版。雷纳尔完全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德波的极端观点进行发挥，退化对象扩展至北美洲的美利坚人。⑦至此，由布丰系统化的“美洲退化论”，经过德波和雷纳尔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正如主张“美洲退化”的学者强调的那样，“美洲退化论”基于“最复杂的数字采集技术之上”，采用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⑧这一理论风行于欧洲人文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很多年，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这种被证明与事实不符的理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欧洲社会留存的“余音”久久难以消逝，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中看到这种论说遗留下的一道深深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