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6 对袁世凯而言，1908年极为不顺，从“位极人臣”到“开缺回籍养疴”，奋斗了大半生，从繁华京津退回几十年前起步的故乡。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情况，估计根本没有人相信。但这件事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怎样演进？为什么短短三年，袁世凯重出江湖，反而赢得了一个“非袁莫属”的美名？时移世易，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尝试着摆脱政治困扰，重建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真相。 开缺：可说或不可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①。酉刻为傍晚五至七点，“龙驭上宾”的光绪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满打满算三十八岁，“壮志未酬身先死”。然而，更为奇特的是，光绪帝后事还没办，翌日“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亲历其事之许宝蘅惊叹：“呜呼！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余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②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事务的人，普遍担心政随人亡之政治规律再度发挥作用，不知道两宫相继去世究竟对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长达十年的老维新党人，他们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演变中蜕变为坚定的保皇党人，坚信清廷内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年轻的光绪代表变革力量，年迈的慈禧代表保守势力。光绪帝突然死亡，在老维新党人看来一定有阴谋。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悲病万分。光绪幽囚以来，并无大病，忽撄不治，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并发布讨袁檄文”。在这篇檄文中，康有为明白指控袁世凯是杀死光绪的凶手。根据康的逻辑，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慈禧逝后光绪复仇，清理十年前戊戌旧事③。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鄙意谓为今日之计，必宣布此贼(袁世凯)罪状，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状除离间宫廷为众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则在山东巡抚任上，纵拳出境，以畿辅为邻壑，酿成庚子大祸。此本极显著事，而内外人均熟视无睹。苟揭此状，则外人将憎恶之不暇，岂肯更为卵翼？”这个建议虽然阴毒，击中要害，但梁启超忘了，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是由列强建议；袁在山东的全部举措，与列强政策若合符节。 一计不成，再来一计。梁启超如康有为一样，仍然回到袁世凯与两宫关系上做文章：“今两宫既先后升遐，戊戌前事非复臣子之所忍闻，即措词亦复不易易。虽然，此罪若不有所归，则大行太皇太后与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终不暴著于天下，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怀疑，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则有疑于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则今上皇帝与摄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窃谓宜以两宫遗意(必两宫然后可)，暴其离间宫廷之罪，措辞虽简单浑括，亦所不妨，盖但有此而两宫日月之明，已永不复为浮云所能掩矣。”如此，“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但监国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④ 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对袁世凯的指责，从现在能看到的史料说，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有确凿证据，因而清廷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当然，康、梁都是过去十年最具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人物，他们在海外发声，没有影响清廷决策，但却深刻影响了海内外舆论，风光一时、名声显赫的袁世凯竟然在两宫去世不久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国丧未完，清廷于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突然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⑤ 从这个谕旨看，清廷并没有如康、梁呼吁，去追究袁世凯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杀袁世凯为其兄光绪帝复仇。其实，十年前的故事应该很清楚，所以摄政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光绪帝临死前郑重嘱托杀袁的记录，他在摘录开缺谕旨后，只是注明袁世凯开缺后调整的“枢垣”名单：庆王、世相、张相、鹿协揆、那相，即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那桐⑥。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两宫遗诏等文件起草人，多少知道一点内幕。其十二月十一日(1月2日)日记：“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⑦ 从许宝蘅的记录中感觉不到什么阴谋。其实由此向前追溯，两个多月前，许宝蘅曾为袁世凯“足疾”代写过请假条：九月“十三日(10月7日)，大风。五时三刻入直，十一时散。袁监述两宫定于二十六日回城，昨日直督荐医屈永秋、关景贤进诊，闻初九日军机大臣召见时，两宫泣，诸臣亦泣，时事艰危，圣情忧虑也。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⑧此时距两宫去世一月有余，知两宫虽然忧心忡忡，但朝局并没有多少异样，因而袁世凯因“足疾”请假只是一个平常事，无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