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2-0163-16 近代中国文教或学术史的一大变局，在于教学场合的更替：从以往学程不定、教法各异、地域差别明显、需求功能多样化的官私书院和各种基层书塾，逐渐转型为全国学制统一、教科书教学法日益划一的新式大中小学体系。这一过程并非干净利落的以旧换新，而是伴随着新旧之间的拉锯和互相转化。与清季以来整体上被负面化的“私塾”相比，“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较能同情他们想象中学风自由的书院传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降以经史之学为主要修习对象的“经古书院”，被看做是近代研究机构的先驱。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的南菁书院，凭借其体制完备、师资整齐、治学专精等特点，更以其院生在近代学术史、政治史上的影响力，成为此中代表。① 不过，这种立足现代学术研究立场发掘书院价值的思路，或许会对历史情境中人的多样诉求有所遮蔽。南菁书院的时代语境，已大异于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经古体制之时。“清流”砥柱黄体芳外放江苏学政，创建经古书院，本意在培养“起于坛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左文襄其人者”。②光绪戊戌(1898)前后，由书院到学堂，由经学史学入经济，在书院学堂化、课艺时务化的同时，南菁院生经历着艰难的学术变轨和人生抉择。自清季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活动在学术文教界的孙雄，即为其中一例。 孙雄(1866-1935)，本名同康，字君培，又字师郑，号郑斋，室名有郑学斋、师郑堂、用夏斋、眉韵楼、诗史阁、味辛斋等，又号朴庵、禹斋，晚号铸翁。江苏苏州府昭文县人。光绪十二至十三年(1886-1887)肄业南菁书院，十九年(1893)中顺天乡试第二名，次年甲午恩科会试中式，简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1898)散馆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光绪三十年(1904)入袁世凯北洋幕府，先后任北洋客籍学堂汉文正教员及监督等职；宣统元年(1910)京师大学堂试办分科大学，任文科大学监督，赴日考察。民元暂任北大史学讲师，1913年引去，从此蛰居北京。著有《论语郑注集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读经救国论》及诗文集多种。③ 曾主掌过京师大学堂文科的孙雄，或许早已为学术史遗忘。些许的痕迹，则不过鲁迅杂文中对《读经救国论》那句不点名的揶揄。④实则这位南菁出身的老名士，当清季改革之际，也曾现身舆论界，抒发其经济主张。而在南菁经生队中，孙雄又以结交公卿著称，晚清重臣如翁同龢、李文田、张之洞、袁世凯等，皆与其有所交集，使得他始终能够接近文教变革的中枢。从南菁时代的“治经”到清末民初的“读经”，中间隔着参与新式学堂的经验。在近代学科和学制的冲击之下，南菁书院所传“经古”之学本身的功能和含义，也在不断的抗拒和调适之中。⑤ 一、“引而不发”的经生生涯 将近四十年后，孙雄为南菁同学章际治撰墓表，忆及院生中最称“高第弟子”的张锡恭、陈庆年、唐文治、章际治四人，分梳其中汉、宋两种路数： 自定海黄元同先生主讲南菁书院，江左俊彦，亲炙门墙，达材成德，不乏其人，而以娄县张闻远孝廉锡恭、丹徒陈善余明经庆年、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江阴章琴若太史际治四君，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元同先生之学覃精三《礼》，兼苞汉宋，门弟子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闻远、善余于汉学致力至深；蔚芝、琴若初亦治汉学，而践履笃实，希圣希贤，尤与宋五子为近。⑥ 与此前诂经精舍、学海堂等经古书院合祀许、郑不同，南菁书院自落成之日起，即并祀郑玄、朱熹木主，兼综汉宋，标榜“吾党未容分两派”⑦。但院中高材生最终还是有所偏向，而近于宋学者“初亦治汉学”，可见汉学仍是底色。惟在光绪初年雅废夷侵之时讲“汉学”，不仅与乾嘉时代戴震、江藩等专跟“宋学”作对之“汉学”不同，即便此后陈澧等之比附调和，南菁学者也未必轻许。光绪十年(1884)黄以周继张文虎之后到院履职，撰《南菁书院立主议》，对于晚近调停汉宋“两通之”(如陈澧《汉儒通义》之汉宋互证)和“两分之”(如吴中惠氏之“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黄以周所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两种思路都保持距离，强调于二者取长补短，“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⑧亦即要避免汉训诂、宋义理等类型化的归纳，将汉儒、宋儒之经学各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师郑堂读经札记》稿本一册，附订孙雄入院初期日记。⑨据该日记所录，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廿三日，孙雄“进院下榻章字斋内，即行谒见院长”。黄以周谕以“经学当以《说文》入手，而《说文》当以段氏、王氏为宗”(三月廿七日)，又命校对《公羊义疏》，赐读所著《儆季文钞》(三月卅日)；于礼学，则告以“欲读《仪礼》，必先读《礼经释例》，方耐(乃)明其体例，敖继公《仪礼集说》亦读《仪礼》者不可少之书”(四月十一日)。入院之初，孙雄所读书包括《说文》《汉书》《尔雅正义》《尔雅义疏》等，曾有意以《文选》《华严经》校订《说文》异文，很快进入考据学的门庭(五月十五日)。但与此同时，他也仍在日夜揣摩《钦定本朝四书文》，时而应礼延书院官课，既赚取膏火，也为科举作准备。 同其他南菁驻院生一样，孙雄每月朔、望日要到郑、朱神位前行礼，每月初三日为经学课期，十八日为古学课期。经、古课艺逐渐占据了修业时间，使其不得不搁置向来擅长的时文。七月廿八日孙雄日记有云：“自到书院，于时文一道，几置之不问。同院诸君亦无有作时文者。犹忆始来时曾读时文，院中某君有戏我者曰：‘住此经古书院而读时文，不如不住之为愈也。’当时余颇不以其言为然。因某君系高才生，故亦唯唯而已。然至今思之，实有不暇为时文者。某君特故为是高论，一若不屑为者，此实乃不暇为耳。爰于忙里偷闲，拈一舜发于畎亩之中两节题，茶顷而成，即录呈陶巽行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