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

作 者:
李帆 

作者简介: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在清末民初之时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两类话语的表达颇为充分,一是“国耻”话语,二是“亡国”话语。一般说来,“国耻”话语主要存在于本国史教科书中,“亡国”话语主要存在于外国史教科书中。两类话语在教科书中的出现,固然是与时代局势以及这种局势所影响下的“学堂章程”“课程标准”的规定密切相关,但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和民众普遍历史观的主要来源,历史教科书表达这样的话语,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在世界进化位置上的焦虑,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国家以摆脱困境的现实需求。在学术方面,这自然关联着进化史观及线性历史观在其时的“新史学”中的主导地位,而显性的表现则是民族主义叙事的大行其道,实则背后还是中国固有的鉴戒史观在发挥着作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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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2-0089-06

      清末,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①民国初建的几年,百废待兴,不少教科书自前清改编而来,所以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可视作一个整体。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话语建构尤其如此。考察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可知“国耻”话语和“亡国”话语是其中的主导性话语之一。这样的话语,不啻为特定历史时期“弱势话语”的集中展现。对此进行探讨,不惟可以深化教科书史的研究,而且于话语史的研究亦颇为有益。从研究状况看,目前学界虽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有所探讨,②对其时的“亡国史鉴”也有讨论,③但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话语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故本文拟展开这方面的初步研讨。

      清末的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此后一系列的巨大屈辱与挫折,使得“亡国灭种”成为当时的核心话题之一。具体而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有关“国耻”和“亡国”的论述开始成为热点,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等是典型代表,他们吁请皇帝以波兰亡国史为殷鉴,早日变法以自强。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耻”和“亡国”论述更是书刊关注的焦点,如1903年陈崎编译《国耻丛言》,其中的第一编为《外患史》,1909年沈文濬刊行《国耻小史》,按照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进程,从鸦片战争起按事件顺序记述,成为此后编写国耻史的样板,④“国耻”二字作为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蒙受耻辱的表述,亦成为此后固定的话语表达;至于亡国史的编译,则更蔚为大观,有学者统计,仅1901-1910年间,单行本就有30余种,其中朝鲜亡国史达7种,印度、埃及亡国史各为4种,波兰亡国史3种。⑤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除第五条外),5月9日因而被国人定为国耻纪念日,由此导致另一波国耻史出版的高潮,如1917年出版吕思勉编辑的《国耻小史》等。此后,国耻日不断在增多,国耻史的出版也一直不衰。

      清末的学制改革和新式学校的建立,使得教科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历史教科书除需传授基本历史知识外,还承担着传播正统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所以其编写既反映了学者立场,也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历史资源的态度,故有“章程”“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而出之于此一时期之时代氛围下的学堂章程,对于历史课程,即强调“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⑥显然有正面应对“亡国灭种”危机的用意。而负有教育未来国民使命的历史教科书编撰,自然免不了要构建相应的话语。这种构建往往出之于对历史史实中的“亡国灭种”现象的凸显,以弱势话语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达到“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的目的。于是,“国耻”话语和“亡国”话语就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导性话语之一。到民国初建之时,由于根本危机仍在,历史教科书的原有话语也就基本延续了下来。

      历史教科书表达“国耻”话语和“亡国”话语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即“国耻”话语主要出现于本国史教科书中,“亡国”话语主要出现于外国史教科书中。实际上,何谓“本国”?何谓“外国”?在清末的不同政治立场者那里是有分歧的。坚持维新改良或立宪路线者和普通读书人认同的“本国”自然是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家,而对于一些力主“排满兴汉”的革命党人来说,满族为异族,根据西方输入的主权国家原则,异族入我中国则中国实亡,故“中国已亡”,言外之意,清朝已非“本国”。所以,革命党人书写的一些亡国史是明朝灭亡的历史。不过对于历史教科书而言,由于其书写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官方意志,内容上需以认同清王朝为前提,所以编撰者多为不否认当朝合法性者,即便有少数革命者参与其中,所写教科书亦不触及国家认同之分歧,故历史教科书中的本国史和外国史界限还是分明的。民国建立后,这类问题不复存在。

      在本国史教科书中,书写“国耻”以达成历史教育之目的,往往是编者的自觉追求。丁保书在编撰《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指出:“易姓变代,并吞缩削,地舆之沿革,历史上之一大原因也。况近代以来,欧西各国,潜谋侵夺,各据要害,租界为名,港场尽失。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⑦汪荣宝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也说:“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与外人搆兵,而每战必败,每败必丧失权利无算。至于晚近,而所谓港湾租借,矿山开采,铁道敷设之协约,相逼而来,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易》称易之兴也,其有忧患乎?《传》曰多难所以兴邦,意者异日中兴之机,殆在此欤?”⑧钟毓龙在编撰《新制本国史教本》时亦一再强调“本书要旨,在发挥吾国国民之特色,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而社会、风俗、制度、学术,以及近世以来外交之失败,均特加注重,以唤起爱国雪耻之心。”⑨“近世以来,外交失败,日甚一日,偿款割地,丧师辱国,屈指不能悉数。既已亏辱于当时,宜图振起于今日。本书于国耻一点,特加注重,庶使学者读之,有所警惕,而增进其爱国雪耻之心。”⑩这些表述,在在都表明编者的用意,即用“国耻”史实构建起弱势话语,以激励学习者有自立自强之心,共同奋发努力,实现国家“雪耻”“中兴”的目标。落实到具体史实上,则是把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列强侵略、中国与之订不平等条约丧失利权以及中国不断失去藩属之国的历程详细描绘,如《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的是从古至今(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正文只有140页,叙事极简,惟独对于晚清国耻历史详述之,占了18页的篇幅;章嵚所编之《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对于晚清以来丧权辱国的历史,以“清之外交”为题,用28条连续记之,占了全书最大篇幅,(11)虽全用史实铺陈,未加评论,但一条条罗列下去,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学校适用)》以“清之外患”为节之标题,以“鸦片之战争”“英法之联军”“东北之蹙地”“琉球之丧失”“西北之蹙地”“安南之丧失”“马江之丧师”“缅甸之丧失”“哲孟雄布丹之丧失”“暹罗之丧失”“朝鲜之丧失”“中东之战争”“军港之租借”“利权之侵夺”为目之标题,描述中国一步步蒙受国耻的历程,并辅之以“清外患图”“中俄交涉图”“清与英法交涉图”等地图,最后说:“列国竞争,不免因争夺起冲突,于是势力范围之说起,隐然无形之瓜分,外患之烈,循环而来,皆甲午一战启其端也。”(12)类似的表达,在其他教科书中也大体如此。虽以陈述客观事实为主,很少主观评论,但构建话语之目的已然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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