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汉语之中“文明”与“文化”两词汇常常被视为是同义词而彼此混用，但两者也有不同的意涵。一个较常见的区别是：“文明”是人类为应付环境所创造比较具体的、物质性方面的成就；“文化”则是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比较精神性的全面生活之总称。因此文明“可以向外传播，向外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业而产生”。①例如在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推行“五好文明家庭”，推展“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以创建文明家庭②；如今许多公厕中也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的标贴。上述两个例子并不用“文化”一词，因为它们所树立的是一个普遍性的进步的标准。 “文化”一词在汉语中有比“文明”一词更为丰富的意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谓“东西文化论战”至少有两次的高峰，一为1915-1927年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等刊物为中心的论战，一为1960-1970年代在台湾以《文星杂志》为中心的论战。③1950年12月，钱穆(1895-1990)为了替新亚书院筹款自香港来台访问，12月6日蒙蒋介石召见，④其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做了四次计八小时的演讲，名为“文化学大义”。这一次演讲之内容反映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文化的看法。钱穆指出：“文化指的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他并由此来讨论“东西文化比较”，认为“近代的西洋文化，实在已出了许多毛病”。⑤这一种对文化的看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所采取“文化相对论”，认为文化是人自己编织出来并居于其中的“意义之网”的诠释不完全相同，钱穆的文化观念也注意到不同文化的差异，然较强调文化的价值面，而不以文化相对论为预设。⑥钱穆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中国居于主流地位，1960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即是在此观念之下，以“文化”为名所做的一场斗争。 文明与文化两词汇虽然在中国古典用语之中已经存在，不过现代的用法与古代的用法有异，乃自西方迻译而来，而与英文的civilization与culture相对应。⑦大约是一百多年之前国人才开始使用现代意义下的此二词汇。如果透过近代英华辞典的数据库，大致可以看得出其产生、演变、得到共识，再进而收录进辞典之中为大家所遵循使用的一个过程。⑧Civilization一字从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1822-1893)的《英华字典》到1884年井上哲次郎(1856-1944)增订的《增订英华字典》均翻译为“教化者”“开明者”“礼文者”。⑨至1908年颜惠庆(1877-1950)的《英华大辞典》开始有新的翻译词：“文明、开化、有教化”，这是“文明”一词在近代英华字典之中首度出现。该辞典在对civility一词的解释之中说得更清楚：“The quality of being civilized，文明，开化，都雅；as，from barbarism to civility，自野蛮进至文明”⑩，明确地将“文明”与“野蛮”相对照。(11)至1916年德籍中国海关官员赫美玲(1878-1925)的《官话》中，该词之翻译确定为“教化、文明、文明程度(部定)”；savage则被解释为“草昧(部定)、野蛮、未开化的、不文明的”。上文中之“部定”指中华民国教育部所规定的、统一的翻译词汇。(12) Culture一词的翻译过程亦颇为类似，从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到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增订英华字典》都将之翻译为“修文者”(13)；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则释为“Intellectual or moral discipline and training，智德，文化，礼文，教育；as，a man of culture，文化之人；the culture of the Romans，罗马人之文化”。可见“文化”一词的翻译亦自此开始出现。1916年赫美玲的《官话》中，该词的翻译确定为“教化、文化、教育”。由此可见1908-1916年之间，亦即清末至民初的一段时间是现代汉语中“文明”“文化”二词之滥觞阶段。 伴随着文明与文化等新词汇的出现，产生了哪些新的观念与影响呢？本文拟就此二词汇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之经过与影响做一梳理。中国近代思想曾环绕此二词汇而产生了一个重要转折，亦即从一个线性发展的“文明”史观到一种多元性的、肯定自身文化价值的“文化”史观，而两者在不同场域彼此较劲。晚清的历史教科书多改写自日本“文明史”的著作(14)，1922年民国时期的“壬戌学制”则规定高中历史课程中“文化史”为共同必修课，此后以文化史为名之教科书大量出现(15)；1923年中国思想界开始的“科玄论战”则代表了“文化史观”向“文明史观”的挑战。此一争议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五四与反五四之争，亦与晚近“全球化”与“地方化”或世界文化之“合流”(convergence)与“分流”(divergence)之讨论有关，直至目前双方仍在争论之中。(16) 二、“文明”与“文明史” “文明”一词为传统词汇，在《易经》与《尚书》之中即有。(17)近代之后，该词成为英文civilization之翻译。(18)此一翻译早在1830年代传教士所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即已出现，然并未普及，此一用法后来可能辗转影响到日本学界。(19)日本在1860年代末期(明治初年)已将civilization翻译为“文明”。最早的例子可能是福泽谕吉(1835-1901)在《西洋事情》(1866-1870)中所提出“文明开化”的观念：“人人修德畏法，必可有助于世间之文明开化。”(人々德を修め法を畏て世の文明開化を助けざる可んや)(20)其后1875年福泽谕吉写成《文明论之概略》，是为在东亚世界深具影响力的一本书。他认为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即人类物质需要的增长，广义则指人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进步，而文明与野蛮相对。他认为：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达到尽善尽美了，对他而言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福泽谕吉的所谓文明即是对西文civilization的翻译。(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