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诅咒”学说(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现和研究热点。“资源诅咒”是指，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反而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表现，即“富饶的贫困”。“资源福音”(resource blessing)与“资源诅咒”相对应，也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如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最初的资本积累和经济腾飞均与其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丰富的煤矿和铁矿(Wright,1990; Sachs & Warner,2001)表现为“资源福音”。相反，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却陷入经济低迷。1965-1998年间，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伊拉克、科威特、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中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相对丰富，人均GNP却呈现出负增长，表现为“资源诅咒”。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中非等国家的政治相对稳定(方颖等，2011；黄悦等，2014)。 那么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才能将“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福音”？学界对“资源诅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源路径依赖，即“靠山吃山”的惰性。能否打破“资源诅咒”？是否具备抑制“挤出效应”的条件？邵帅等(2013)运用非线性门限模型研究了资源产业依赖对GDP增长和TFP增长的影响，提出并验证了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存在性，但是他们的结论源自经验分析，缺乏理论支撑。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提出了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影响，提升人力资本有望打破“资源诅咒”。但是文章未能从理论上解释人力资本为何会成为门槛，门槛效应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主要包括信任、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协会3个方面。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初，直到Putnam(1993)关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问世，社会资本才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著名经济学家迈耶甚至把社会资本作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之后的又一增长源泉。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和对政府效率的激励作用促进经济增长(Chou,2006)；通过对金融发展的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Guiso et al.,2004)；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促进经济增长(Akcomak & Weel,2009)。 综上所述，一方面，“资源诅咒”与“资源福音”并行存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激励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引擎。那么，针对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社会资本能否有所作为？如何作为？社会资本能否成为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将社会资本引入技术创新方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构建包含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四部门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如何激励技术创新进而抵消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揭示打破“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数值模拟辅以直观说明。然后，本文基于中国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政府机构质量和信息沟通共享构建社会资本指标，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交叉因子，分析其如何发挥“门槛”效应，从而打破“资源诅咒”。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将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和“资源诅咒”置于同一内生增长框架下，阐述了“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的缺陷(邵帅等，2013)。第二，构建了包括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四部门模型，尤其在资源开发函数中引入自然资源，以刻画经济体的资源依赖度，并通过数值模拟直观展示社会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下“资源依赖度上升→经济加速增长”的共赢局面，揭示了社会资本打破“资源诅咒”的作用机理。第三，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积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非常显著，二者的交叉因子还是“资源诅咒”存在与否的门槛，因而本文支持了社会资本也是增长引擎的观点(严成樑，2012)。 二、文献综述 (一)“资源诅咒”的相关文献分析 资源丰裕是如何抑制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归纳了如下传导机制。第一，资源路径依赖，即资源丰裕的经济体依赖资源开采获取利润，放松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从而偏离了技术发展轨道，最终抑制经济增长(Matsuyama,1992)。第二，依赖资源优势，政府寻租腐败(Auty,2001)。丰富的资源滋生寻租腐败，企业“工于心计”荒废研发，使更多的人力转向资源开发部门，导致“富饶的贫穷”(Sachs & Warner,2001; Papyrakis & Gerlagh,2007)。第三，“荷兰病”现象，即资源丰裕的国家由于资源充足、居民富裕，因而物价上涨、汇率提升，进而抑制出口，最终阻碍经济增长(Auty,2001)。 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关于“资源诅咒”的争议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传导机制问题。究竟是“荷兰病”现象还是路径依赖，哪个才能更好地诠释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实证上的变量选择和模型方法问题。尤其是资源变量的选择，究竟选择资源保有量还是资源使用量，即资源的丰裕度还是资源依赖度，哪个才能更好地刻画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传导机制问题，学界基本达成一致观点(黄悦等，2013)，普遍认为“资源诅咒”源于路径依赖因而导致创新乏力，但是还缺乏数理研究与系统分析。关于变量选择和模型方法问题，邵帅和杨莉莉(2010)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自然资源依赖度进行了清晰界定。自然资源丰裕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一般用绝对资源储量、地均资源储量和人均资源储量衡量。自然资源依赖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产业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进步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程度(邵帅和杨莉莉，2010)。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初级产品部门就业比重以及初级产品部门产值比重(Sachs & Warner,2001; Papyrakis & Gerlagh,2007)。因此，“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资源依赖度的实证分析尚存较大的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