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形成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我本人也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在理解、阐释和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上用力颇多。在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我与段忠桥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这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并非互为他者、彼此无关的两个东西，而是存在一种内在互补和会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1]、《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2]等论文中，我提出和论述了这个学术观点。段忠桥教授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所提出的四点质疑，归根结底就是针对我的这个学术观点。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并回应段忠桥教授的质疑，进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究向纵深推进，我在本文讨论四个相互粘连在一起的基础性问题：(1)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2)何为市民社会?(3)如何理解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4)为何要从政治哲学视角阐释历史唯物主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 段忠桥教授通过界定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范畴而对我提出的质疑，总体关涉如何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这个根本问题。我与他之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上存在分歧性的理解，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把握上存在重大差异。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 众所周知，虽然一提到马克思，人们会立即想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马克思却从来没有写过一部专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不过，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人们在理解何为历史唯物主义时，通常又会想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如下著名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591-592)由于这段论述长期以来被称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所以人们也总是根据这段论述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书评中，将这段“经典表述”所阐发的原理进一步概括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4](P598)，这在人们看来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之所在，段忠桥教授显然也是这样来理解的。然而，以我之见，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 我们知道，苏东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的理解。根据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所以重点不是历史而是唯物主义。实际上，如果仅仅停留在“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层面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依然没有摆脱自然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的思维定式，因为这种界定必然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曾这样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5](P530)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6](P115-116)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这些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历史而不在于唯物主义，人们通常重视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深入探究而确立起来的。所以，只有把握住了“历史”这个环节，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体性内容及理论实质才有可能展现出来；相反，如果仅仅抓住“唯物主义”一词而遮蔽了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则就很容易被曲解为与之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 毋庸讳言，人们往往会从字面上，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理解为与自然领域不同的社会历史领域。按照这个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被先在地界定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物主义”，而这个界定显然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根本区分开来，因为其所突出的是与自然唯物主义相重合的部分即“唯物主义”，真正从属于“历史”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凸显。在我看来，这里的“历史”主要不是指社会历史领域，而是指社会历史领域的本质。人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历史，自然取决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在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者看来，一个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在直观经验范围内能够得到确证的东西，所以，历史也就是可以通过直接的事实性材料得到证实的过去人物和过去事件的集合，除此之外的所谓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个观点虽然符合人们对历史的直觉认识，但由于经验主义往往缺少对研究对象的反思性探究，因而其所看到的历史通常只是一些历史现象而非历史本质。黑格尔在思想史上率先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运用集认识论和本体论于一体的逻辑学来重新理解和建构历史，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把握到了历史中蕴藏着的丰富复杂的关系，大大推进了对于历史之本质的科学性认知。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在认识历史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推进，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7](P602)不过，黑格尔以逻辑来规定历史的做法不管在多大意义上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也还无法真正达及历史的本质层面，因为其逻辑学建立的是一种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认识结构，故而其所讲述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由思维和概念所确立起来的精神性的东西，与历史的本质依然相距甚远。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在克服经验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理解历史的，所以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认，历史既不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定的那种“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定的那种“主体的想象活动”。[8](P525-526)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指认是要告诫人们，既不能凭借抽象直观，也不能凭借纯粹主观想象来捕获和把握历史的本质，那么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只能借助于实践思维这一工具来做这项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实践思维一方面能够克服经验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直观，另一方面也能够克服唯心主义的纯粹主观，同时也是因为人们总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而非其他东西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并赋予其本质，实践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发生学本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曾反复阐述过这个观点。比如，他们在下面一段批评费尔巴哈的话中就阐述了这个观点：“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9](P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