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研究在我国升温，不少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造成政治哲学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点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实证性科学。由此出发，他们纷纷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各种新理解，其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新见解是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的论文中提出的，以下是他的两段相关论述： 恩格斯在评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认为它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如果恩格斯所说的“新世界观”就是立足于“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提纲》第十条的论述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由这句话我们可以初步推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的批判和预设是不无相关的，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新世界观”就是在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的思想语式中开发出来的，它的内容就体现在这样的语式当中。[1](P250) 既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将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区别还原为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区别，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接着政治哲学来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宣指的那些关系、规律与基本范畴，原来就是在政治哲学的思想运演中推导出来并加以厘定的。①[2](P252) 简言之，李佃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政治哲学的思想运演中推导出来的。本人十分赞赏李佃来教授近年来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不懈探索，但却不能认同他的新见解，因为它显然是基于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的曲解，因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为此，本文对李佃来教授的新见解提出四点质疑。 从李佃来教授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其新见解的文本依据只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提纲》第十条，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P57)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能仅仅依据《提纲》第十条吗?这是我的第一点质疑。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诸多论著中对它有过大量的论述，其中最为集中、也最为权威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们的哪些论著可以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4](P33-34)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5](P37-38) 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6](P697-698) 在我看来，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到的这些论著为依据，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李佃来教授在提出和论证他的新见解时却只字不提这些论著，甚至只字不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仅以《提纲》第十条为文本依据，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能不让人质疑吗? 李佃来教授或许也考虑到这一问题，故此，他在把《提纲》第十条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时强调，恩格斯评价《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7](P213)。然而，无论我们对恩格斯的评价做何种理解，从中都得不出可仅以《提纲》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的结论。恩格斯说的“新世界观”意指什么?从他提出这一概念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的上下文来看，他首先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②——‘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8](P211)然后又指出：“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③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9](P212)最后谈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④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不难看出，恩格斯这里说的“新世界观”指的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的世界观”指的就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意指什么?对此，恩格斯在185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重述了《序言》中那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之后，讲过这样一段话：“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⑤[10](P39)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其基本原理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恩格斯讲的《提纲》中包含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又意指什么?对此，恩格斯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但由于“萌芽”这一用语的含义无疑是“新出现的、尚未成熟的”，因而，如果说“新世界观”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那《提纲》中包含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指的就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萌芽。由此说来，如果仅以《提纲》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那至多只能达到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