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存在看待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湘平,197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发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概念,现代性开启的发展观有一个重大问题,也是造成今日诸多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即遗忘了存在,或者说这种发展观是存在无忧的发展观。立足当代现实,对发展进行彻底、根本的反思就会发现,存在是发展的真理,以存在看待发展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发展理念。发展承诺自由,但首先要承诺的是存在,存在是发展的前提、基础和起点,也是发展的目的、归宿和限度,是发展的全部合法性所在。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存在就是发展的金规则。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事实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思想。以存在看待发展启示我们:要明确把共在作为发展的立脚点,要突出幸福——好的存在——这个发展目的,要建构基于存在对发展的制度反思性机制,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看护存在的功能。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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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是现时代的重要主题,也是我们国家管长远的硬道理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在的过程,而是人们自为的结果,是有方向的变化,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可以说,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总是人们意识到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一定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发展观先于发展。因此,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发展观的问题。

       现代性开启存在无忧的发展观

       法国哲学家福柯通过他的所谓知识考古学断言:“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其轮廓是由他近来在知识中所占据的新位置所确定的”。①其实,发展也是这样一个近代的“发明”,其轮廓、内涵与地位正是由近几百年的知识运动所确定的——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概念,而它的出现与近代“人”的“发明”有着本质的内在关系。在前现代性时期,人们有变动、循环、命运的观念,但总体上没有发展的观念。众所周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现代性才得以诞生。延续至今,现代性的内涵极其丰富,但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态度、意识与信念:与过去决裂的态度;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以理性为核心、无限发展进步的信念。本质上,现代性观念是人们对自己存在历史性的觉悟,是一种本然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发展观念就蕴含在这样的现代性意识之中,是现代性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发展观其实首先是一种基于存在的历史性领悟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

       自维科开创作为历史哲学的“新科学”后,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历史哲学的最初形态。这种历史哲学内蕴着启蒙思想的理性、进步信条,试图以逻辑思辨的方式探求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康德、黑格尔就是这样的著名思辨历史哲学家。黑格尔还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对发展进行了理解,认为发展是事物从潜在到实在、从模糊到清晰、从贫乏到丰富、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过程,本质上是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生成和实现。并且,在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统一的基础上,黑格尔把发展上升到了涵盖社会历史观的宇宙观层面,世界展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图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当今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发展的基础性理解。黑格尔之后,以批判这个德国教授的形而上学而出场的经典社会学,以“实证”原则把发展锚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正如李大钊指出的:“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②经典社会学,例如孔德、马克思、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本质上乃是一种历史哲学,都持一种进步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尽管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反对别人把自己的思想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事实上,后形而上学的经典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正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一:发展就表现为不断进步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进化。

       从一开始,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就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17、18世纪,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特别是显微镜的发明、解剖学的进步,生物学家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在胚胎发育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预成说(preformation),认为“胚的原基在卵中就已发现存在,发育仅仅是渐次的膨胀和业已形成的东西的展开”③。这事实上是“发展”一词的最初源头,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近代对发展的理解。黑格尔的发展理论也是导源于此,他关于发展的“精神种子”说可以说是“胚胎发育”说的哲学升级版。事实上,自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铸就了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逐渐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日益权威的方法论,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确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18、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其实都试图在社会领域中寻找类似于牛顿、达尔文揭示的自然规律。康德就认为自己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揭示类似于开普勒、牛顿在自然界发现的规律,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大自然的一项隐秘计划的实现。斯宾塞等人奠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更是直接搬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来解释社会事实。恩格斯也曾多次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举,认为他们分别发现了人类历史和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在所有试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寻找类似自然科学规律的思想家中,对我们今天理解发展影响最为直接的是亚当·斯密。斯密受牛顿的影响,试图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寻找“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学生约翰·米拉干脆把老师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斯密的贡献还隐含着近代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层面的重要影响,那就是在寻找社会历史领域的法则、规律的同时,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理性理解为科学理性,进而把能否数量化理解为科学的重要标志,依照肇始于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思路把社会数学化、发展数学化。在此影响下,由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奠定的、可计量的国民财富增长理论因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渐次形成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理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如果说,自然科学对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使社会学得以诞生,发展更多表现为社会变迁的话,自然科学对英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则使得经济学成为显学,“发展”一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现代社会对发展的理解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建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战后重建中,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稳定的范式。前者主要关注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后者直接把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或社会进化理论发展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其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性视野中,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发展社会学,都是一种现代化理论,都是将现代化理解为现代性的追求、展开与实现,而这种现代性是一元的,即西方现代性,发展因此长期表现为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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