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领袖的形象活跃于国内历史舞台,所经历的诸多政治事件同时也具有名誉事件的性质。尤以在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汉冶萍借款案”和卸任后的“比款”风波,影响巨大。孙中山对各类名誉事件的反应有刚有柔,有时倾向于妥协,有时奋起捍卫,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分别支配,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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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7)01-0094-10

       自1911年底从海外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是孙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在中国国内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期。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和名誉,不仅对于其本人,而且对于当时政局,都具有重要意义,亦影响后来历史。无论在临时大总统任上,还是卸任之后的一段时期,孙中山所经历的许多政治事件,同时也具有名誉事件的性质,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孙中山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名誉事件,特别是负面名誉事件,联系当时复杂环境,值得深入剖析。①

       一、民初孙中山个人形象与声誉的建立

       孙中山较早在革命党人中确立了崇高的威信和革命领袖形象,但主要反映在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之中,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国内舆论和民众对孙中山的认识,仍很不充分。武昌起义后突如其来的革命形势,为孙中山形象和声誉的建立创造了空前的条件,在原来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和名誉迅速树立起来。

       辛亥革命在观念和制度上创造了一个旧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孙中山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者,孙中山展现了代表新时代、没有旧王朝和旧制度负面烙印的形象,舆论宣传也极力突出这一点。孙中山甫任临时大总统,《申报》介绍孙中山的故乡和家族时,特别提到,“孙氏家族……现居乡者仅得一人,历来无人考试,及捐纳职衔之类,不受满清半点之污。今一鸣惊人,杰出而为中华民国破天荒之大总统,可谓盛矣。闻孙家七、八十年来,且未曾纳过一文钱粮,尤可谓清白。”②孙中山抵达国内后,各地贺电纷至沓来,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③《民立报》评论孙中山为“革命家之泰斗”、“东亚自由之神”。④许多人将孙中山比作华盛顿、拿破仑,美国友人来函祝贺,干脆称其为“中华民国的国父”⑤,这或许是在各种文献中第一次以“国父”称誉孙中山。

       如果说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的这一形象还主要局限在南方革命党势力控制的区域。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则迅速形成南北舆论相对比较一致的评价,达到了民初孙中山个人名誉的顶峰。孙中山“虚位待袁”被誉为“推贤让功”,有谓孙中山“清风亮节”、“真足以为我共和国民之模范,立天下万世之师表而无憾”;也有谓孙举袁世凯为总统“大公无我”、“高不可及”;即使在革命初期保持对革命批评态度的《盛京时报》,也罕见地刊载称颂孙中山的评论,尊孙中山为“圣品”。⑥自然,这一名誉高峰的形成,是以孙中山被迫放弃实际政治地位为前提的,袁世凯和北方政治势力取得实利,并不吝惜对孙中山的空头赞扬。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让了他们本来也无实力掌握的权力,而收获了“首倡共和”、“功成身退”的名誉,也算是革命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

       1912年下半年,围绕授勋问题,孙中山的个人名誉又一次引起关注。10月上旬,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谓“现在举行国庆纪念典礼,深维民国创业之劳,允宜赠授勋位,旌显元功”,特授孙中山、黎元洪以大勋位,黄兴、唐绍仪、伍廷芳、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勋一位。⑦孙中山复电辞谢,表示“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⑧授勋一事,对孙中山并无实际意义,辞勋与辞去临时大总统一样,得到一般好评。但时过境迁,舆论也有谓此次授勋“以现任大总统,封赏前任大总统”,实属“民主国之奇闻”、“共和国之创例”,⑨不以为然。孙中山对此十分明了,致书袁世凯,一再固辞,即使袁世凯派人亲送勋书,也表示“当今国家基本未固,尚非国人言功邀赏之时。国家所认以为功者,个人方将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文不敏,窃愿以此主义为海内倡”,声明一俟有便,将托人送京奉还。⑩实际上,自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上半年,孙中山已在策划如何从财政、外交、军事各方面预备与袁世凯政府的抗争,虚衔与空名已不在重点考虑之列。袁世凯政府“善后大借款”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又重新恢复革命者(在袁政府和国内一般舆论中则为“叛乱者”)的姿态,再起革命,人言物议,已经置之度外。孙中山形象与声誉在此期间确立和变化的过程,在探讨其回应名誉事件的态度和做法时,是需要先予了解的。

       二、临时大总统对名誉事件的辩护和处置

       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实力和作为有限,执政的实际意义难以高估。新政府和领袖个人的名誉,倒反而比政策及执政实效更为引人注目。造成名誉损失的事件,大多是由于临时政府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应对上进退失据而引发,个人名誉往往与新政府的名誉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北方尚处于敌对状态,对孙中山和新政府的攻击和批评在性质上另当别论,孙中山所顾忌和需要应对的名誉问题,主要来自于南方革命势力控制的地区,特别是来自于革命党人内部。

       在一方面处于政治弱势,一方面又要尽量维护南方内部团结的情况下,孙中山对于一般名誉事件,反应不甚激烈。如1912年3月9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刊载以“南京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表的电文,有“上海各报都被买收”之语,上海日报公会及各大报馆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孙作为同盟会会长,予以澄清。(11)孙中山复电上海各报馆,声明同盟会本部“并未发过此项电文,在宁本部亦无各省分会之组织。该报所载,实与本会无涉”,此事完全属于“名义”被人“妄用”。(12)除致电报馆外,还通过《民立报》通电各政党,(13)但也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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