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1-0005-11 一、引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到底是什么?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到底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命题被认为由苏格拉底首先提出，因而又称为“苏格拉底命题”。然而仔细考察发现，“人应当如何生活”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理由有三。其一，历史上，苏格拉底并未说过这句话，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只是说“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从这句话中并不能延伸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终极追问。其二，逻辑上，所谓的“应然”，就是不断的“未然”，“应当”意味着还没有发生但我们期待它发生，所以“应当如何生活”在逻辑上是一个永远难以回答、又期待回答的问题。其三，现实上，将“应当如何生活”当作终极问题的后果之一，是导致今天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深刻难题，即“我们如何在一起”。因为，按照“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道德命题的逻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当”，因而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自由的，而抽象的道德自由的后果是伦理上的失依，不仅失去依赖或失家园，而且失去“在一起”的伦理能力，这便是当今西方社会所遭遇的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在历史、逻辑、现实三个维度，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转变对待文明的理念和态度，这种转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1949年，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发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中国、希腊、以色列、印度等各种文明体系中，不仅都产生了各自伟大的精神导师，而且都发生“终极关怀觉醒”，相信人类可以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形成金岳霖所说的那些“最崇高的观念”，如中国的“道”，希腊的“罗格斯”，基督教的“上帝”，印度的“佛”等。“轴心文明”本是一个以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共性为话语重心的命题，然而在历史演绎和日后对它的学术解读中也潜在由“理一”而走向“分殊”的可能。应该说，“轴心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当这样的发现被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却把它扩展为一种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结果由“轴心文明”走向“文明冲突”。一种可能的延伸是，在轴心时代，尤其是几大文明古国出现之后，人类文明便围绕着这几大轴心持续旋转，形成所谓“轴心文明”，人类文明围绕这几大轴心运转的结果，不仅产生日益巨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在今天的话语背景下已经演变为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命题，实际上与“轴心文明”的理念深度相关。为此，杜维明提出“对话文明”的理念，这种理念比起“轴心文明”对于当今世界更具有建设性。今天，我们必须甚至已经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即从“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 “对话文明”的本质是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承认，不仅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传统的承认，也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其他国家对西方文明的承认，而且是中国文明、英国文明、美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承认，说到底是对“文明”本身的承认。由此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理解今天的各种文明形态的时候，到底是求其同还是求其异?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心理范式或阅读习惯，把不同文明当作一道异域风情去欣赏、去鸟瞰，所谓互为“镜像”，然而在轴心时代庄子已经发现，万物之间的差异，“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万物莫不小”。(《庄子·秋水》)今天，我们在文明对话中，到底是“因其大者而大之”还是“因其小者而小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被西方人宣告已经走向“文明冲突”的时代，对待文明之间的差异需要另一种眼光，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因其小者而小之，万物莫不小”，从“求异”走向“求同”，最大限度地寻找各种文明之间的相同和相通。 为此，需要转换我们关于文明的话语，转换我们对于文明的研究范式，更要转换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胡适在上个世纪说过，新思潮实质上是一种新态度，我们今天最需要调整的，是人类对待文明的态度。“在一起”期待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可以概括为三个“回到”：一是回到第一人称复数——不是“你们”，更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当今的文明态度和话语范式，过多强调“你们”，甚至发明和过度渲染一个热词即所谓“他者”，将自己之外的所有存在都当作“他者”。在这个互为“你们”甚至互为“他者”的时代，文明之间的对话亟须要回到“我们”的第一人称复数。二是回到人类文明的简洁智慧。人类文明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其真实智慧往往会被过度蔓延的繁枝末节所遮蔽，如果回到人类文明的大智慧，便会发现生活本来是简洁清澄的，所谓“大道至简”，只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沉静，才把这个世界想像得樊然淆乱。三是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丹尼尔·贝尔曾经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24文明史、哲学史与人的生命发展史是相通的，任何不能帮助人类的生命过程，不能帮助人类超越生存困境的所谓“文化”，对人的生命和生活来说都是一个异在的“他者”，即使它非常绚丽灿烂。在“对话文明”的理念下追究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必须实现以上回归。 显然，对人类文明终极问题的追究很难在哲学思辨中完成，明智的研究策略是在文明的历史叙事中呈现。追踪文明发展史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晰地呈现人类文明的问题史与精神流。第一，人类文明的“出场”方式，由此呈现不同文明传统的共同精神家园；第二，现代文明的“在场”方式，在现代文明共同的“青春期危机”中反绎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最后，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到底缺什么”的问题意识下“学会在一起”。历史叙事表明，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