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003-17 众所周知，1917年2月至10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国家政权问题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革命进程，影响着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同时，也造成了革命后政权不稳、政治危机频仍不断。如列宁所说：“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结构问题上摇摆不定，白费了半年的时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如何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就成为了革命后俄国面临的根本问题。 一场完整的全面的革命包括解决好国家政权问题，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革命除非终结于恐怖的灾难，否则都会以一个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①而革命后国家政权由谁主导，如何建构，往往决定于革命的组织者、参与者，以及革命的性质、目的和意义。革命建国的方式基本上是由革命者或是由同情、支持革命的精英们召开制宪会议来解决国家的政权问题。不过，俄国革命有所不同，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在革命爆发伊始就开启了，且“革命建国”的主导者还不是革命的参与者(即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等)，而是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主的各色自由派。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革命民主派都不想亲自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认为，由于俄国经济落后，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未来的革命应该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在未来的革命中，执政党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首先是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则不应该参加政府，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为比较远的将来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因此，二月革命的主体尽管是工人和士兵等人民群众，但由于二月革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出现了托洛茨基所称谓的“离奇现象”，“当革命的新政权在胜利之初以神话般的速度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走向巩固的时候，那些当上了苏维埃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者却惶惶不安地朝自己周围左顾右盼，寻找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政权应当转交给资产阶级”②。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舞台的边缘，影响不大。1917年1月，二月革命前一个月，列宁还在忧伤地感叹，“我们老一代人可能看不到革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因此，对于二月革命后如何建国，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也没有多少设想，更没有周密谋划，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不是他们的事。 其次，二月革命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自发性，革命党还暂时缺席，自由派影响着、支配了革命的最初进程。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说：“革命好似雷霆从天而降，我们也不得不坦承不讳：它对我们这些长期为之奋斗和对它期待已久的革命者来说，也是一个伟大而又出乎意料的事。”苏联历史学者德·阿宁概括指出，1917年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已经右转，力图建立立宪君主制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其中主要是罗将科、古契科夫和舒尔金这些人。他们在革命前夜不得不解决双重任务：一是要通过改革，迫使沙皇当局做出让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把国家变为英国式的立宪制或有限君主制”；二是企图制止人民革命，因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有可能从他们的手上转到革命党手里。这样一来，他们便力图在君主主义的“死硬派”和激进的革命派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孤立和制服那些走极端但有影响力的反动分子，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阻止下面起来的人民革命③。 这样，二月革命伊始，自由派围绕完成上述“双重任务”，主导了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图谋拯救国家。彼得格勒发生群众骚乱的第3天，即2月26日晚近十时，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就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其尽快建立一个责任政府，以拯救俄国。他说，彼得格勒发生的群众暴动，“正以无法控制和危险的速度扩大”。表面看，暴动是因缺少面包所致，实质是政权危机问题。“当局不能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国家机构已经全部瘫痪，完全无能力重新恢复秩序”。因此，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并且相当紧迫。“人们正在走向初步的、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为此，他请求沙皇紧急召集一位全国上下能信任的人，委派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可以信赖的政府，以恢复全体俄国人民对沙皇的信心。并告诫道，“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然而，沙皇断然拒绝了罗将柯关于建立责任政府的请求，甚至认为罗将柯在“胡言乱语”，也不屑于回其电。当日，沙皇还下令解散了国家杜马。 值得一提的是，罗将柯提议由沙皇建立责任内阁的“救国”主张，成为了统治集团“救国”的共识，也主导了随后解决政权问题的进程。在这封电报里，罗将柯把推动政权转换、解决政权问题的紧迫性与消弭革命、保留君主制、拯救国家的企图联系起来。他强调现行政权无能无力，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控制不了局势，“骚乱”会进一步扩大蔓延。沙皇只有尽快建立责任内阁，使政权重获人民信任，才能消除革命、拯救俄国。除此，罗将柯还把解决政权问题的紧迫性与继续战争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结束无政府状态和政府的混乱，政权问题得不到解决，会造成国家无政府状态，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甚至还会有内战之虞④。 2月27日，沙皇收到三封内容相同的电报，都是请求其解散现行内阁、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认为这是拯救国家、挽救王朝的唯一办法。当日早晨，罗将柯致电沙皇，“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并发表宣言，宣布内阁将对国家杜马负责，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组织内阁。罗将柯告诫说：‘决定您和祖国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罗将柯恳求沙皇，现在征召一个“新政府”，召集立法两院还不晚，“任何延迟对王朝都可能是致命的”。当日12点左右，沙皇之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让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转为启奏沙皇，指出摆脱现有局面的唯一出路是紧急解散现任内阁，宣布同意成立一个向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并授权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或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组织新内阁。当日晚6点，内阁总理戈里岑致电沙皇称，政府无力应付局势，提议自行解散，重新任命享有众望的人士组成责任内阁。他说：“拯救王朝的唯一可能是，只有皇上立即向社会舆论让步，并授命李沃夫公爵或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组织对立法议会负责的新内阁。”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