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都铎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任女王,①君临英格兰只有短暂的5年(1553-1558)。②史学研究中关于玛丽一世的评价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立场的偏见,各种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研究者以玛丽一世的统治作为载体,抒发各自的宗教立场与宗教情感,不仅选取论题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而且评论的角度也表现出很大殊异。 在新教话语权居统治地位的年代,关于玛丽一世的评论深受约翰·福克斯的影响。约翰·福克斯是玛丽时代的新教逃亡者,在欧洲大陆留居期间开始撰写殉教者传记。1563年,殉教者传记冠以《行迹与丰碑》(Acts and Monuments)的书名在伦敦第一次印行英文版。③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指向玛丽时代以火刑实施的宗教迫害,描述了“玛丽女王时代的血腥时日”。④《行迹与丰碑》一书承载着新教史学的价值观念,在新教作为英格兰国教的社会环境中,《行迹与丰碑》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历史影响力,“血腥者玛丽”的形象即出自约翰·福克斯的塑造。 20世纪中叶兴起的修正史学⑤注重研究英国宗教改革历史,最初的关注点是宗教改革的起因,此后又将关注点转向玛丽时代教会史,试图将玛丽一世塑造成为教会改革家的正面形象。与传统史学强调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剧烈冲突不同,修正史学注重研究由玛丽一世策动、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实施的一系列天主教重建计划,重要的措施包括:恢复天主教信仰与天主教权力体系,重建修道院,振兴教会的经济与财政力量。对比都铎时期三个朝代的宗教变迁,修正史学对玛丽一世的宗教政策做出了正面评价:爱德华六世时代经历了宗教信仰的巨大变化,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初期经历了宗教政策的自相矛盾与变幻莫测,相比之下,玛丽时代的教会并非完全没有效率。⑥修正史学将玛丽女王重建天主教的计划未能产生持久效力的原因归之于统治时间的短暂,⑦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样的结论无异于对重建计划的发展前景做出了乐观预测:如果假以时日,玛丽女王的计划必然取得成功并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 然而,修正史学狭隘地将玛丽一世视为教会的领导者甚至天主教的护教者,未能将玛丽一世置于君主统治的环境中加以全面考察。更为严重的是,修正史学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失——未能设立评价君主统治的客观标准。本文选取玛丽一世统治的两项核心内容——与西班牙结盟并且在法兰西战争中追随西班牙作战,恢复天主教信仰与天主教权力体系——展开讨论,以古典学者与中世纪思想家关于君主责任的论述作为衡量标准,对玛丽一世的统治做出评价。 一、君主的责任:维护共同体的利益 国王统治的正当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将国王统治的正当性置于城邦共同体中加以考量:人是社会性动物,有多方面的生存需求,只有生活在群体之中才可以使多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群体必须达到城邦的规模,诸如家庭或村庄之类规模过于狭小的群体不能在长时段满足其成员的全部需求。既然城邦形成的内在动力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人类聚集而居是为了享受在单独生活时不可能得到的美满生活,城邦的统治者与管理者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体的利益。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并且融为一体,是城邦统治者理应履行的责任与奉行的美德。⑧如果城邦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以谋求“一己私利”为统治目标,统治者就蜕变成了“暴君”。⑨这样的论述为国王的统治确定了道德目标与功能目标,并且在国王与暴君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传统相契合,加之当时的思想家需要为日益壮大的王权定义并且为公共权力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因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逐渐被中世纪西欧的学术界所接受。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12世纪撰写的《论政制原理》(Policraticus)一书,是中世纪英格兰出现的第一部政治学著作。研究者评论说:12世纪学术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理论的复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于这一时期政治理论的复兴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⑩《论政制原理》讨论了国王享有的权力以及国王承担的责任:法律之所以“赋予国王显赫的地位,使之位列臣民之先”,是因为国王执掌着公共权力,“当人们都在打理个人事务的时候,国王必须承担起关照整个共同体的责任”。如何确保国王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为己任?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回答是:国王必须将上帝赐予的美德视为约束的力量,“……国王执掌着公共权力,是神权在尘世的化身”,因而国王必须充分展示上帝赐予的众多美德,“在神的启示之下,每一个臣民都惧怕国王,而国王必须惧怕自己”。(11) 基督教学者在接受亚里士多德思想主张的同时,也将古典学说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轨迹。13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国王视为具有某种教职色彩的统治者:“国王应当像牧羊人那样,追求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国王的统治不仅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也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公义。托马斯·阿奎那借助于理性原则讨论国王的责任,将国王统治的合理性纳入上帝规定的自然秩序之中:理性之光赋予人类一种与自然秩序保持和谐的力量,进而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接受神意的安排;动物的行为出自于本能,而国王应当凭借理性实行统治;倘若国王不能凭借理性的力量实施统治,就与禽兽没有区别。(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