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6)06-0016-13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6.002 作为文献史料而言，笔记、日记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古代笔记，存世甚夥，以数量而论，又尤以清代为多。笔记的“出身”不贵，“小说家流(按：在古代，笔记与小说往往合称，归于一类)，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作为野史稗乘，于作者于读者往往都只是用来消闲遣日而已。笔记的身份虽“野”，但从史料学的角度，却自有正史所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笔记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进而扩充了官修正史所载的历史内容。笔记中常有关于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记述，此种史料因系亲历而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有时又能起到补正史之阙的作用。 日记萌发于汉，兴起于唐宋，衰落于元，而鼎盛于明清，其发展情况与笔记大致相同。作为史料而言，日记与笔记有着较为类似的特点。在内容上，日记亦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记，如记事日记、学术日记、出使日记、出征日记、纪游日记等，即是据其内容而所作的类型划分。一般而言，日记大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主观上并无公开的愿望(也有的日记，作者撰写的本意即是要示之于人，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故其所记的真实可靠性，甚至更要在笔记之上。日记中记述人、事较注重细节，且系有年月日，此种史料既具体而又有时间性，诚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邓云乡先生曾说：“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1]85邓氏的比喻，颇为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日记作为文献史料的独特性。 目前的学术界，笔记与日记的史料价值已日益受到重视。笔记、日记的内容虽丰富，但亦因系随笔所记而杂、散，有的还是潦草的稿本，直接使用较为不便，因此要想利用好它们，整理的工作又需先行。早在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先生即有对笔记资料进行分类汇编的倡议。[2]267近几十年来，陆续亦有汇辑笔记、日记资料的编著出版，但数量并不多。此项工作，正有待学界同仁们更多的投入。 清代是笔记、日记最盛的阶段，此阶段的笔记与日记，对研究清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谢国桢先生曾云：“我们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画像石，有同等的重要性。”[2]266笔者自2002年攻读博士学位起，一直在做清代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对笔记、日记史料的利用较多，并切实认识到笔记与日记作为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于是便萌发了整理清代笔记、日记中书法史料的念头。新中国成立以来，汇辑古代书法理论的编著并不多，多年来为人们耳熟能详并广为利用的是《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等。这几部书论辑录，对于研究与学习书法史论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要想更深入地研究书法史论，这几本参考书无疑又是远远不够的。199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人德先生主编的《历代笔记书论汇编》(下简称“《华编》”)，将书法史论资料的辑录范围扩大到了笔记，这算是往前进了一步，但对于整个书法史料的工作来说，还只是初步的开始，有待着研究者的继续整理与挖掘。 此次整理，共查阅了一千余种清代笔记与日记，从中检得有资料者二百余种，多者数百则，少者一二则。其中见录于《华编》者四十七种，但拙编所辑，每种资料则数都要多于《华编》，有的甚至多出不少，这或许是其编者的疏忽，抑或是选录的范围不同(《华编》侧重于“书论”，拙编则扩大到“书法史料”①)。这些整理出来的资料，内容颇为丰富，涉及书法史论的各个方面，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史中有关书法的记载。由此可见，除了书法方面的专门著述外，笔记、日记亦实为书法史料的一大渊薮(另外，诗文集、地方志、手札、题跋等，也是书法史料的重要来源)。研究清代书法史者，必须得重视这些史料的文献价值。② 在清代笔记、日记中，有关书家传记的史料不少。拙编所辑录的传记史料，其内容包括书家的生平事迹、掌故以及艺术活动等情况，是编撰书家传记、年谱的重要资料。从资料来源而言，传记史料可分为“亲历亲闻”“遗闻轶事”“转录前人著述”三种类型。 一、亲历亲闻的传记史料 关于书家传记的史料，一般以同时代人所记为贵，其中又尤以与书家相识者所记可信度为高。此种史料，亲历亲闻是其重要特征。书家之成就有大小，大者乃大家、名家，小者为小家。在清代笔记中，名家与小名家的资料均有不少。下面先谈名家史料。 (一)名家传记史料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中，有王铎史料一则： 孟津王铎(觉斯)，耽诗工翰墨，五言诗至万首。尝微疾，弟劝其辍咏，笑曰：“此即一诗目也。”张冢宰再推词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迁时对冢宰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铎将入朝，冢宰书规以约束子弟家人，毋辄通宾客。铎过冢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尝作奏，误书“皇下”，再被诘。胶东滨行，嘱以渐退，骇问其故，曰：“人臣道不行则去，毋俟人弹文也。”始，上出十扇命书，俱录先正格言。诸珰亦求书，意难之，胶东曰：“足下负书名，安能拒乎？”铎本文士，处非其仕，仕清历礼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赠尚书，谥文安。 谈迁(1593-1665年)与王铎(1592-1652年)年岁相若。张冢宰，即张慎言(1578-1646年)，明崇祯朝官吏部尚书，谈迁在南明朝曾受其赏识。此则史料，记述了王铎“耽诗工翰墨”及从政诸事，当为研究王铎者所重视。其中对王铎“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的评价，颇为允当——王铎实本一文士而已。“吾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自我表白，则反映了当时王铎在从政与从艺上的不同态度。此句曾为《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下篇第七章第五节《王铎》引用，但遗憾的是，书中错以“张冢宰”为首辅张至发，且将此事误系于崇祯十年(按：“枚卜”者，乃选大臣为大学士之谓，此当为明福王政权授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