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爨”看六朝时期云南与汉地的文化同步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剑锋,北京印刷学院

原文出处:
中国书法

内容提要:

通过对“二爨”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六朝时期,云南地区的文化与汉地文化具有很高的同步性。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现象:其一,在这一时期,爨姓等大姓在云南地区有很大的势力,这与汉地门阀世族强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二,“二爨”碑文体现了较高的汉文化水平,完全符合六朝文风的特征;其三,“二爨”书风也符合当时“铭石体”书法的典型特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二爨”和爨文化的研究,对揭示古代云南地区文化发展的真实面貌及其与汉地文化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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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诸葛亮《出师表》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不毛”者,野蛮不开化之地也,而这似乎成了今天的人们对于古代云南地区的固有印象。但从“二爨”碑中所包含的信息来看,这种印象好像并不客观,在“二爨”产生的时代,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区的文化与汉地(即汉族政权统治的主要地区)文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隔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高的同步性。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这一问题的粗略看法。

       世族现象

       门阀世族(或称“士族”)是从汉末至南北朝这段时期的一个特殊历史现象,即一些豪门大族拥有强大的势力,掌握了国家、社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机要,从而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占有者和思想文化领域话语权的控制者。特别是在东晋时期,世族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世族与皇权共治的情况,在晋室南渡之后出现的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就是这种门阀政治(或曰“贵族政治”)的最突出体现。为后世所熟知的,除王氏之外,东晋时期显赫的世族还有郗氏、谢氏、庾氏、桓氏等。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从反面说到了以王、谢为代表的东晋世族曾经的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作为当时的高门大族,是完全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的,无论是往来交游还是通婚联姻,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内部进行的,即便是这些大族中不出仕的成员,也享有与生俱来的高贵,他们绝看不起那些缺乏家世背景的普通官吏,乃至于势力渊源逊色一些的次等世族成员,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加上“九品中正制”的推波助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九品中正制”实行的最初目的正是为了抑制贵族势力),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社会等级森严。有人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然而在文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极其辉煌灿烂。表面上看似乎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社会规律相悖,但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在于当时世族势力空前强大的特殊社会结构。文化艺术的话语权正是掌握在贵族知识分子手中,从理论的建构到实践的创造,其主体都集中于世族内部,而世族强大的经济实力,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都成为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领域尽情创造发明的强有力支持。举个例子,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的书法史就会发现,史籍所载的书法名家,基本不出世族范围。再看看《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不得不感慨,孕育于高门大族中的名士风度,确是后世所不可企及的。

      

       这里要说的是,大姓大族对社会的统治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即便是在边远之地也不例外,通过对“二爨”的研究,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的南中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情况与汉地也极为相似,大姓大族势力强大,处于统治地位,其中“爨氏”就是典型的代表。根据《爨龙颜碑》的记载,爨氏本姓“班”,因汉末采邑于爨而改姓,大约在三国时期才迁徙至宁州地区(今云南),具体地说应该是建宁同乐县。所以爨氏并不是云南土著的少数民族,而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汉人,他们的家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渊源,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彪、班固就是他们祖辈中的代表人物。在迁到云南之后,爨氏迅速扎根发展,逐渐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大族之一,与“焦、雍、娄、孟、霍、董、毛、李”等氏族并列(这些大族也与爨氏的情况相似,多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人),历史上有“建宁八大姓”“四姓五子”等说法。随着历史的演进,爨氏势力不断壮大,最后成为宁州地区最为强大的世族,对该地区具有了统治力量。他们一方面对汉地中央政权表现出臣服的姿态,一方面又对所在地域进行着实际的统治,也就是说,在宁州地区,呈现的是“爨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中央政权的统治是名义的,爨氏的统治才是实际的。从爨氏对“宁州刺史”“建宁太守”“晋宁太守”等官职的世袭情况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其符合“门阀政治”的特点呢?爨宝子去世时才二十三岁,便拥有“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的头衔,并且不是虚衔,而是实际的职务,从《爨宝子碑》碑文来看,他之前也没有建立什么了不起的功业,所以,若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支撑,这是不可想象的。爨龙颜的情况也相类似,虽然他比爨宝子享年久得多,因而碑文中可以书写的履历也自然丰富许多,但仔细看看,他在被任命为“(试守)建宁太守”“(试守)晋宁太守”之前,也无甚过人的资历和功绩,靠的依然是家族背景。由此可见,在六朝时期,门阀世族力量之强大,不独是在汉地,在边远如南中地区,情况也大致相类。并且,以世族力量为支撑,其内部成员(包括那些围绕依附于世族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艺术水平也是不容小觑的,“二爨”碑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点将在后文论及。以往的研究,谈这一时期的门阀世族,很少述及汉地以外的情况,而研究云南等地历史时,则也很少将视野放大到此区域之外的汉地。我认为,不应该把云南的历史发展人为地割裂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外,仅仅等同于少数民族发展史,实际上,云南历史与汉地历史相比较,共性是要大于个性的,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切不可持先入为主的野蛮落后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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