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的土地上　　

      一、集体的形式

      1950年第8期的《人民画报》用整个版面刊载了古元的三张画作：创作于解放战争时期反映土改的《烧毁地契》和《发新地照》，以及1949年在东北创作的《东北农村一景》。这三张画恰好反映了中国农村变革的阶段性事件与愿景。土改彻底改变了土地的所有制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制度，新发的地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之后，艺术家如何用视觉元素呈现农村的图景呢？我们看看古元在《东北农村一景》中描述的场景：画面中间迎面大步走来两位背着书包的小朋友，朝气蓬勃，象征着农村的新生和活力。左侧的青年正在维护着先进的农具，在他身后是晒衣服、喂家禽的妇女们，小马驹在院子里自由地奔跑。古元通过精心的构图和画中元素的安排，实则为我们呈现了土改之后东北一个典型的中农家庭。①古元当时所在的东北，农村合作社已经是很普遍的了。②选择表现集体农村的风景还是富裕的农家场景，古元选择了后者，可能在他看来富裕的农家更能代表新农村的图景，更能唤起农民的政治热情；也可能是那时明确的集体农村的视觉形象还没有形成。

      

      图1 《人民画报》1950年第8期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互助组的发展。这种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功效合作社。”③土改之后，中国农村要走的道路和要达到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如果只提取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便是：集体。集体的生产与劳动、集体对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逐步占有是当时中国农村朝着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目标迈进的必由之路，也即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和观念建构。土地的改革与集体化作为新中国初期最大的现实之一，亦自然成为艺术家们关注和表现的重要题材。如何用视觉的图像表达集体主义的观念，如何视觉化一个深入到农村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里的思想，成为新中国艺术家们在表现农村题材时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摒弃那些直白的图解④和拘泥细节的描绘，⑤艺术家们如何寻找表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觉形象的关键呢？蔡若虹在《关于美术创作的题材运用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互助合作并不是农业生产上什么技术方法的转变问题，而是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发生转变的问题，它必须建立在一种集体主义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态度上面，它必须抛弃个体经济所形成的自私观念和保守观念，才能够使互助合作事业得到巩固与发展……画家们在观察生活的时候，就应当把视线集中在这一类的新鲜事物上面，就应当把歌颂这种新的集体主义的劳动精神作为创作的主题思想，使美术创作更富有现实的教育意义。⑥蔡若虹强调了艺术家应当把握集体主义的精神，不过他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创作方法。而就在蔡若虹此文发表之前，艺术家们已经很敏感地察觉到了土地景观的变化对于新农村集体主义精神的意义，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农村的土地，试图通过再现社会主义集体改造实践赋予土地新的形式，来表达集体主义的观念。

      土地改革只是土地所有制上的更变，农民拿到了地照，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农村土地的性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换而言之，农村土地的视觉形象没有改变。直到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时期，农田集体化，地界被打破，土地被重新规划，农村的风景被改造和重新定义。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除了保留小部分自用地之外，全都作股入社。铲平地界(图2)使合作社的土地连成一大块，以便于有组织地进行集体劳动和经营管理。⑦

      

      图2 《人民画报》1954年第3期 山西省解县麻村农民铲平原有地界

      

      图3 冯一铭《开掉田埂，生产合作是一家》1954年

      

      图4 徐永辉《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1956年

      徐永辉1956年在浙江省拍摄了一张表现农村合作社的作品(图4)，⑧这张摄影作品名为《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图注上写着：“1956年全国已有96.6%的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合作社占87.7%，这是浙江省的大片秧田。”⑨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就是集体劳动、合作经营给生产生活带来的提高。我们看看徐永辉是如何通过他的相机来表达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作者采用俯视的视角，以五分之四的画面展现了整齐的秧田，由于透视的缘故，秧田逐行展开，仿佛绵延无垠。田埂将秧田分割成完全相同的单元，每个单元又通过水道相连，形成广阔的整体。摄影师只让五个劳动的女性入镜，她们点缀在秧田中播种。可以说这张摄影之所以入选《新闻摄影选集》，并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完全是通过其对秧田再现的空间策略。这种空间效果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杂乱物象对主题的干扰，它将画面的主体确定为整齐排列的、秩序并置的、去差异的秧田；集中于开阔土地的形式，这是农村集体化运动对农村景观的最深刻改变。实践改变了空间的形状，同时也赋予了空间以全新的观念，新的风景成为了媒介。当徐永辉精心地选择了这样的构图与景物并按下快门，他也确信这一风景完全能清晰地表达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正如爱凯尔契克在《论摄影艺术》中所言：“风景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它并不是成为偶然的装饰性绘画的背景，而是帮助表现物象内容的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