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77-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支撑条件(谢勇，2015)。然而，调查表明，相当多的农民工就业缺乏稳定性。有数据显示，65.9%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75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间仅为两年左右，而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则长达8个月(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频繁的换工以及单份工作持续时间的缩短表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短工化的倾向。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民工短工化倾向还呈现出加剧的趋势。据研究表明，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清华大学课题组，2012)。 短工化倾向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表现出一定的代际分化。与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6年减至1.7年、4.0年减至1.5年、4.2年减至1.5年。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内部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与1981年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3.2年减至1.0年、2.5年减至1.0年、2.7年减至0.9年(清华大学课题组，2012)。总的来看，随着年龄减小，农民工短工化趋势越明显。短工化现象在青年农民工中较为常见，问题也更严重。那么，造成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理解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问题，就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 影响和造成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农民工个体性的因素，也包括结构性的原因。从农民工个体因素来看，婚姻状况、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状况等，都可能影响或导致短工化问题。 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在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存在差别。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承担着较大的养家糊口责任而言，青年农民工多数处于事实上单身、未婚的状态，或者已婚但家庭负担相对较小的状态。他们责任意识相对淡薄，因此更加注重个人职业的发展空间，对职业流动的选择与决策相对自由，容易导致出现短工化现象(王恩超、符平、敬志勇，2013)。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频繁换工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接受培训次数越少、且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低，在职场中职业流动频率就越高，短工化问题也就越明显(张艳华、沈琴琴，2013)。 基于既有认知建构起的对城市世界与城市生活的憧憬，想象世界与现实城市务工、生活遭遇之间的偏差与矛盾也是造成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符平、黄莎莎，2009)。青年农民工的短工化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比如劳动力供需结构和关系、企业用工制度与管理方式、城市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户籍区隔造成的社会保障与城市权利缺失等。 一直以来，由于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业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劳动密集型市场中，劳动力供需关系逆转，大量对学历、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就业岗位，给予农民工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面对门槛较低和不可替代性的工作时，青年农民工的选择权就有所加强，频繁的主动跳槽和换工便成为可能(章灵，2012)。企业管理方式和工资条件待遇等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薪酬越低、所处工作环境中同事领导之间的关系越不融洽，其短工化程度越高(王恩超、符平、敬志勇，2013)。而工厂更倾向于使用比较灵活的用工制度来控制成本，也会逼得一些农民工难以在一个单位长久工作(李拯等，2012)。从工资水平来看，工资待遇越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强，反之则越差(陈昭玖等，2011)。与企业管理方式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相比，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区隔对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体现了这个群体从一出现就面临的被割裂的状态。“工人”是一种职业身份，意味着城市接纳了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业身份进城打工，以满足国家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农民”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意味着他们只是城市中临时性的劳动力，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无需负担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一旦他们不再被城市需要，他们也就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Ching Kwan Lee，1995)。这是造成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非稳定就业的根本制度原因。 总结以往的研究，应该说，青年农民工短工化问题的出现，无论是受个体因素的制约，还是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研究都倾向于一种客观化的解释。即在研究者看来，短工化是青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筛选条件下的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这样的研究忽视了“短工化有可能是青年农民工主动选择造成的”这一层面的解释。造成研究者忽视青年农民工主动选择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对青年农民工短工化影响因素的讨论是在一种非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即研究只是着眼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本身及其所处的结构，从而无法解释“为什么短工化更多地出现在青年农民工群体身上，或者说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老一代农民工则相对表现得较弱”这一问题。要区别解释短工化为什么更多地表现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而非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身上，就有必要从青年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通过比较青年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殊群体特点和品性，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