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始于百余年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都只是从属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青年学的构建被提上议事日程，至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青年学却仍然没能得以确立。青年学的构建何以陷入困境？已有多位学者不失深刻地予以了剖析，但几乎无人关注到在学科构建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即学术期刊在青年研究的学科构建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三十余年的构建过程中，期刊基本是“缺席”的。所谓“缺席”，并不是说没有这方面的期刊，也不是说期刊没有发表过相关文章，而是说期刊并没能在学科构建中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剖析，找出期刊“缺席”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青年期刊参与乃至有条件地引导学科构建的可行路径。 一、青年学构建的困境 “所谓学科，指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领域，如同化学与英语那样，它构成了高等教育中教学与研究，以及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领域。同时，学科也是一种与研究科目紧密相关的知识分类……学科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学科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分类体系；第二，学科涉及一套特殊的行为规范与方法；第三，学科关系到特定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念。”[1]显然，要让青年研究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分支之一，即意味着它必须满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一个自洽的子系统的基本条件，亦即需要自身具备比较完备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清晰的学科知识边界、特殊的规范与方法以及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等。所谓“学科构建”就是指这些要素的生成、积累直至完备的过程。 关于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尝试，高中建曾作了这些描述：“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中国，80年代的中国青年研究也同样充满了激情，加上西方青年研究成果的大量引进，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把青年研究变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社会学科……如果说之前的青年研究只是学科化储备阶段的话，此时的青年研究则是正式登上了学科化学术史的舞台。”[2]但是，那一场“迫不及待”的学科构建活动并没有结出人们热切期待的丰硕果实，诚如吴小英指出的：“这些有关的青年学的讨论除了强调其跨学科、综合性、科学性的特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论述，这种笼统抽象的青年学，类似于有关青年问题和青年群体的一种大杂烩或拼盘式研究，虽然头戴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辞间充斥着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许多新名词，但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因此有‘为学科化而学科化’之嫌……建立青年学的初衷——加速学科化进程、确立青年研究在学界的一席之地——并没有就此实现。”此后，又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代际更替，“虽然‘青年研究’名下的研究整体上走向衰落，但是散见于各个学科的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只是更多地淹没在其他专业领域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影响力”，到2000年以来的再一次代际更替，“比起前两代有了更清晰的学术自觉，也更加深入和透彻。然而……真正参与其中的青年研究学者并不是很多，讨论的主题也在不断的重复和争论中裹足不前、难以达成统一共识”[3]。所以，青年学的构建至今仍在曲折的进路上徘徊。 在回顾青年学构建以及陷入困境的历程时，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反思。沈杰对这样的反思总结道：“这种知识再生产的反思性机制大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叫做‘问题意识’，一个叫做‘建构素质’。”[4]黄海也从大致相同的角度切入，只是用“结构意识”这一指向更清晰的词语替代了“建构素质”，指出：“‘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大概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逃脱的‘窠臼’，青年研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称谓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转变，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种趋势。”[5]关于问题意识与建构素质的关系，沈杰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们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此为基础，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我们的‘建构素质’。”[6]显然，沈杰是从实践发生的时序上来描述两者关系的，但是，当我们衡量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否已经形成时，也许应该倒过来，即考察“建构素质”或“结构意识”是否已能成为“问题意识”的基础，否则，纵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却缺乏结构意识这一学科基础，那么，再好的研究也只能从属于其他成熟学科，而难以成为独立的青年学诞生的标志。因此，黄海指出：“严格意义上说，青年研究和青年学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对青年的各个方面和角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问题化研究思路，后者则是将其上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所谓“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就包含了建构青年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近三十年来，从事青年研究的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进行这种尝试，但是，在黄海看来，“我们在进行青年研究——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意义上——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青年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性群体，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青年中的种种问题，并最终试图开出种种‘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大概就是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和研究对象和(及)研究指归。从一门学科的表层科学性来看，该具备的要素都具备了，这门学科确实也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这种定义，毫无疑问是对的，也是科学的，可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说了等于白说，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真正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7]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与“真学问”并没有真正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构成一个学科所应该独立具有的只属于该学科的“真学问”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构建，青年学还不具备自己系统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