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以来，大众文化迅速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股潮流，对于这样一种文化，人们褒贬不一，各种理解五花八门，其理论纷繁复杂。之所以出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是因为相互间研究大众文化的方法迥异。因此，对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尤为必要。 一、大众文化批判必须面对的几个关系 当代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研究是从英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主义开始的。英国的文化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尔特·霍尔等人。之所以此时形成了文化主义，一方面，是因为，逐步泛滥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整个社会意识的重要一席，主流文化遭到了侵蚀。大众文化的兴起严重地威胁到了高雅文化生存的地位，特别是使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偏离。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坚持高雅文化是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是反传统的文化，尽管20世纪五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文化的衰落。这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否定，这必然会触动一些传统文化卫道士们的根本态度。 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后现代文化或者是全球化的文化，其形成之后便产生了各种矛盾。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批判面临着如何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了大众文化，文化的性质便得以改变，文化的商业化、工业化、拼贴等随之而来，传统的高雅文化迅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侵蚀，以至于传统高雅文化的卫道士立足于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全面的反击。高雅文化之所以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高雅文化乃阳春白雪，能够与高雅文化为伍者寥寥：直到上世纪初，高雅文化已经发展到非常抽象的地步，高雅文化更是成了一些语言的孤岛，真正能够理解高雅文化的人为数甚少。另一方面，因为大众文化是下里巴人的文化，它有着大量的受众，不但创作者不用绞尽脑汁，而且大众也十分喜闻乐见，大众文化的创作者与受众可以形成对话，大家都是游戏的参与者。 但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于传统的价值观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高雅文化所推崇的真善美、人类理想等等在大众文化中已荡然无存，而大众文化所推崇的则是激情、原始行为、歇斯底里心理状态、性与暴力等等。大众文化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拼贴与剽窃原先的高雅文化，使高雅文化从原先的收藏品，一夜之间成为大众都能拥有的消费品。所以，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是一种价值观、情感、思想立场之间的对立。这就是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矛盾的根源。 第二，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个民族往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有别于其它民族，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就不成其为民族的独立性。诸如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因为文化就是自己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而大众文化由于无视文化的独特性，否定了文化与文明的一致性关系，无视文化反映真善美的本性与人类崇高理想的本性，特别是在当代媒体的引导下，完全成了一种消费品，所以，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相矛盾的。 同时，大众文化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这就必然引起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之间的对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当今全球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由于视觉文化是由西方世界较早地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所以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霸权，即“文化帝国主义”。由于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一种派生物，所以，文化帝国主义便体现为对其它国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形式。发达国家的文化从原来为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服务转变为向全球渗透，成为全球大众娱乐性的主体，特别是当代的大众传媒，充当了文化全球化的强有力媒介，所以也可以称这种文化为“媒介的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原来西方国家军事扩张、经济扩张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论述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时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指出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而不在于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向全球的扩张是必然的，是消费主义发展的必然，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引导了全球文化发展方向。在这样一种趋势中，人们只能顺从它，而无法抵御它。而萨义德则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认为，各种文化的冲突、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必将随着东方文化的复兴，使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真正转变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无论是西方文化霸权还是东方主义，最终会走向融合。 第三，消费文化的发展与消费异化的关系。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影响下，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主—奴”关系，但是，当今社会的人们已经丧失了消费的主动性，在现代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消费已经被异化，沦为了媒体所控制的对象。这种分析类似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中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同时，鲍德里亚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真实的、仿真、拟象的商品化社会，交换成为第一原则。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有获得最大利润和生产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潜在的无限的生产力与销售产品之间的矛盾，因此与马克思时代不同，当代所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而非生产方式。消费是新生产力的象征，但是这种消费是经过当代社会的广告等进行培训的，全部媒体都在发挥着对人们进行培训的作用，媒介是物品生产者的同谋，是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操纵者，它是一种预言性的话语，不是让人去理解，而是让人去希望，它仅仅是一种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