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采取了一种异常激进的立场。在很多方面，不但比马克思更为激进，甚至跟尼采相比也是如此。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它如何把尼采关于基督教文化、柏拉图主义出于恐惧营造自己的观点进一步推进的，这种推进如何营造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又如何区别于尼采而孕育了另外的批判立场。 一、恐惧作为启蒙的情感基础：从尼采继承而来 《启蒙辩证法》认定西方“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可是，针对具体目标的恐惧或许可以摆脱，隐秘而又没有具体目标的焦虑却无法摆脱。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焦虑(Angst)”①。把启蒙的情感基础视为恐惧与焦虑，这是继承尼采的洞见。 面对复杂而不断生成中的世界，人难免恐惧与焦虑，更难免挫折与悲苦。但如何对待这种恐惧与挫败，如何应对因此产生的悲苦，却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理想，更反映了不同的意志强度和向度。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根据对恐惧和悲苦的态度区分了三种不同文化：“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Todesfurcht)”、“妄想知识可以治愈生存的永恒创伤”并最终导向科学理性的苏格拉底文化②，以及艺术文化、悲剧文化。“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的人，其形象是科学大门上方的一个盾徽。”③苏格拉底文化崇尚一种理性主义方法，相信“只要万物的唯一支配者和统治者‘理性’尚被排斥在艺术创作活动之外，万物就始终处于混乱的原始混沌状态”④。站在这个立场的欧里庇得斯于是就力图以“清醒者”身份谴责“醉醺醺”诗人的立场，以为理性就是秩序和美的源泉。这种文化与“被眼前飘展的诱人的艺术美之幻幕包围住”、“通过想象来战胜对俗界的难以形容的厌恶”⑤的艺术文化一样，都无法直面生命中的悲苦与恐惧。只有“求助于形而上的慰藉，相信永恒生命在现象的漩涡下川流不息”的悲剧文化，才不会被恐惧击倒。 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认为：“恐惧是人类原初的情感，所以，从恐惧出发，可以解释一切，原初的罪恶和原初的道德。”⑥从恐惧出发可以解释基督教，也可以解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种古老、长久的恐惧，最后精细起来，变成宗教(geistlich)，变为精神(geistig)——我想，如今这便唤作：科学”⑦。很容易让人跟《启蒙辩证法》联系起来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尼采思想之中。基督教传统中隐含的恐惧克服策略，与启蒙理性传统中营造的恐惧克服策略，都受到尼采的高度关注。力图主宰自己，但品质与能力又缺乏的“主体”，面对异在他者引发的忧虑与恐惧如何成功地化解?尼采指出：“伴随着陌生之物的是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就是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科学—理性文化就试图给予一个解释：最好的解释就是因果、必然性解释，以便使那陌生、令人忧虑的异在他者世界变为遵循严格必然秩序的世界，不会贸然危害我们。于是，尼采认定“原因的冲动，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⑧。可见，必然性、秩序性的建立在科学—理性解释中是关键所在。与此类似，基督教的解释也在形塑一个稳固、必然的秩序世界。只不过它不是由科学家发现的必然规律支撑和确保的，而是由存在于信徒心中的上帝支撑和确保的。 《启蒙辩证法》诞生时，上帝的效力远比不上尼采时期，而科技理性的效力却正好相反。所以，与《启蒙辩证法》更关注启蒙理性传统对恐惧的克服不同，尼采着重在基督徒那里发现了无力承担恐惧、悲苦而转向虚构一个简单形而上学来确立必然秩序并替自己承担悲苦的典型例证。在他看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无法拥有现实世界的原始基督徒就虚构出一个属于自己、随自己心愿的、纯粹的“上帝”作为世界的根基和掌控者，以为只要自己献身于它就能拥有它，以此获得安慰，获得意义的奠基，获得根据和希望。实际上，他们把这个世界设想得越超脱、越不沾染一丝杂质，就越反映出创作者内在的虚弱和一无是处。在尼采看来，保罗派的基督教之所以要如此解释世界，是因为他们满怀恐惧。形而上学虚构是化解恐惧的一种文化创造。作为柏拉图式宗教的基础，恐惧扮演了根本的角色。尼采认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作出了宗教上的解释。”⑨可是，希腊以前的宗教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感激和正义。出于恐惧的宗教是大众宗教，它不高贵。 对熟悉的生活共同体之内的人，施以爱，对不熟悉的陌生他者则抱以恐惧、惧怕、恨，是大众宗教信奉者的常见之事。在尼采看来，这其中对邻人的恐惧重要于对邻人之爱。尼采认为，在社会组织建立起来、能抵抗外部危险之后，“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再次为道德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⑩。进取心、蛮勇、报复心、教化、贪婪、统治欲这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对社会有用，经常被训练和培养，助益群体强大，“以应对社会面临的危险和敌人”，“然而，现在这些本能被认为具有双倍的危险，因为缺乏转移这些本能的渠道，于是它们逐渐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任人诽谤”，这更说明了，“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11)我们对道德的建构根基于恐惧，是我们恐惧进取心、蛮勇、报复心、教化、贪婪、统治欲这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具有危险，不好控制它们，我们才认为它们不道德。我们视为不道德的东西，不是本来不好的东西，而仅仅是我们害怕的东西，是我们内心的不够强大，是我们自身内部的原因，才导致了我们对这些品质、本能的不信任。问题不是出在这些品质和本能上，而是出在我们自己的内在中。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才把有利于现存秩序的那些东西视为有道德的、好的。在这里，道德、善始于既有秩序的维护，与承担风险的能力的缺乏，与内心的胆怯和不强大直接相关：“崇高的独立精神、独立的意志甚至强大的理性，都被视为危险；因此，任何使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对邻人形成威慑的东西都被称作‘罪恶’；而公正、谦虚、顺从的心态以及适中的愿望，将得到道德方面的名号和荣誉。……任何崇高而坚韧的高贵和自我依赖都会惹人生厌，引人怀疑；而‘羔羊’，尤其是‘绵羊’将获得人们的尊敬。”(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