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牌坊的起源可溯及春秋中叶的“衡门”和汉代的“棂星门”，最初仅作为一种门洞式实用建筑，而后逐渐具有了政治诉求和文化道德指引作用[1]，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物化体现。梁思成先生曾说过，“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2]。以“牌坊”为题名关键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核心以上)及博硕数据库中检索，获得189篇198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其中大多以文物及文史考略研究为主，其余67篇文献研究了牌坊文化现象及其社会功能[1,3]，以及牌坊折射出的社会伦理文化[4]、制度文化[5]、儒家文化[6]、书院文化[7]、科举文化[8]、宗法文化[9]、宗教文化[10]和建筑文化[11]。文献分析还发现，在159篇有明确研究对象的文献中，有118篇所研究的牌坊位于长江以南，占文献总量的74.21％，究竟这种研究地域上的分异只是学者的研究偏好，还是与牌坊本身的地域分异有关?进一步分析现有文献可知，目前仅有金其桢对中国牌坊的地域分异特征进行了简要阐述，指出牌坊在全国的分布很不均衡，并从文化内涵上分析了若干牌坊集聚地的牌坊类型；对其成因，概括为各地区民俗风情、经济发达程度、经济承受能力、气候和建筑材料条件，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小的不同等[12]，但并未具体分析上述原因是如何影响中国牌坊的地域分异的。此外，金其桢亦关注到了牌坊在更小尺度的地域集聚，重点介绍了中国若干牌坊群、牌坊乡、牌坊园和牌坊城[12]，但未进行成因分析。其他学者，如苗红磊对山东老石牌坊的分布及类型进行了调查[13]，陈建标对四川隆昌形成石牌坊群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14]。 中国历史上的牌坊曾数以万计，如今数量已大为减少，但仍数以千计[12]。这些遗存于世的古老牌坊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载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本文以中国始建于民国之前、现仍存在的老牌坊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定量揭示中国现存牌坊的总体地域分异特征，并系统解析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域文化分异对牌坊建造与分布的影响。 对现存老牌坊的数据搜集、整理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海选”，利用搜索引擎，从互联网上广泛搜集各地牌坊的名称、地理位置、建造年代、形制、材质、文物保护情况等信息，形成数据库；第二步“甄选”，依据金其帧主编的《中国牌坊》[12]等中国目前较权威的牌坊专著，对数据库中的牌坊进行鉴别、修正、筛选和归类；第三步“补充”，通过CNKI、维普和Elsevier数据库，检索最新的相关文献，对牌坊数据进行补充和丰富，基本保证牌坊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数据搜集截止时点为2013年底，共整理出现存老牌坊1045座。 2 中国牌坊的文化内涵及类型 对中国牌坊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的理解，有助于分析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对现存牌坊及其地域分异的复杂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牌坊的演化主要分为两大源流，其文化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图1)。汉唐时期，中国城市结构主要采用“里坊制”，里坊的坊门衍生于春秋时期的“衡门”，在坊门之上，官府常张榜表彰坊里居民的伦理道德、科举功名等，使坊门有了最初的旌表内涵。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原先坊与坊之间的隔墙被拆除，无门扇的坊门则作为一种地名标志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建筑，仍具有划界、标识城市区域和旌表的作用[1]。后世统治者为袭旧制，分坊编民而治，也多在街头、巷口设置无门扇的坊门，上悬坊名匾牌，牌坊由此而生，形制也更加高大、精美[15]。至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接受和推崇，成为一种国家统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旌表功能的牌坊成为统治者宣扬理学“忠孝节义”思想、教化百姓的重要工具[1]。据《明会典》(卷79)记载，明洪武元年下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6]。这一命令直接催生了后世的节孝坊，使其成为一种伦理和制度符号。据《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载，“洪武二十一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17]。至清代，旌表政策有所放宽，据清《太仓州志》载，“按牌坊盖表厥里居遗意，国制凡贡生、举人、进士，官授牌坊银。则是岁贡以上，皆得建坊，不必功德巍巍也”[1]。此进一步促进了官授旌表牌坊的大量兴建。此类牌坊多建于城镇主要街道、路口，标识作用日渐式微，而旌表功能和纪念意义日趋强化[15]，成为崇高荣誉和权威的象征[6,18]，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甚至是精神支柱。此时的牌坊已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发展也日趋鼎盛[12]。
图1 中国牌坊演化源流[1] Fig.1 Origins and evolutions of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牌坊演化的另一支系是由华表与坊门相结合，形成华贵庄重的“乌头门”，唐宋时常用作“名门权贵、世代官宦”的府邸大门，唐宋统治者也对“乌头门”的使用作了明确的官阶规定，使“乌头门”含有了旌表门第之意。宋以后，用以标榜儒家地位的“棂星门”一般采用“乌头门”的形制，使得“乌头门”之称逐渐被“棂星门”所取代，且多不含门扇，成为牌坊的主要形制之一；后世又将具有纪念、标识意义的“阙”融入“乌头门(棂星门)”的形制中去，形成了气势更加雄伟的牌楼[1]。此类牌坊(牌楼)多建于宫苑、文庙、寺观、陵墓、祠堂、衙署等庄重场所，不仅能引导建筑群序列和轴线[19]，也能够烘托气氛、彰显气度，意在尊崇敬畏[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