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5-0071-09 1 引言：现代化、城市化与世俗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逐渐卷入一个持续现代化，充斥现代性以及向后现代转型的时代。现代性问题发轫于社会学，并一直是西方社会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1,2]。毋庸置疑，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历史结果，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作用的历史进程之产物，蕴涵于诸如工业化、城市化、技术革新、国家管治、商品化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之中[3]。事实上，世俗化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其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相互关系等都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核心。 世俗化是伴随着现代化产生的宗教学命题。世俗化运动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神学思维的破除而产生。正如Cox所指出，世俗化预示着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社会和文化将从宗教形而上学的约束中摆脱出来[4]。因此，世俗化是对神权思想的反思和抨击，在促进文化及思想解放的同时也为现代化的扩张提供了思想基础。杨美慧(Yang M H)认为，在现代科学所倡导的怀疑论(skeptic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现代化生产所带来的物质爆炸，强调个人主义，以及追求效率的理性主义等社会背景下，世俗化的过程是自然、必须而且不可避免的[5]。 当现代性和世俗化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元素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时，其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深思。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指出，现代性更多是一种城市的现象：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从农村到城市的大量移民，工业化、机械化及建筑和物质环境的整治以及一系列以政治为基础的城市运动等都和现代性有一种“永无休止而又微妙”的关系[6]。大规模且极具渗透性的城市化运动所带来的心理、社会、技术、组织和政治上的问题，都对包括信仰系统在内的地方文化系统发起了冲击。城市化所衍生的一系列犹如精神缺失(spiritual impoverishment)、物质过剩(material overproduction)、阶级极化(class polarization)、乡村贫穷(rural poverty)、城市贫民区(urban ghettos)和移民社区(uprooted communities)等事实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世俗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动摇着根植在宗教和地方信仰系统中的历史文化[5]。确实，现代性对地方文化系统的影响具有颠覆性和广泛性。城市化所裹挟的大众文化依靠大众媒体的传播，正向包括地方信仰系统在内的地方性发起强烈冲击。总之，现代性所伴随的世俗化力量正在以其强烈的渗透力发起对神圣性的挑战。城市化作为一个对“人地”系统影响最为彻底和深远的世俗化力量，正使地方传统的信仰发生一系列变迁与重构。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崇“圣”是尤为突出的现象。“圣”来源于氏族的信仰体系，显示着不同氏族的精神意识。在历史的催化中，“圣”、“天”和“祖”等地方信仰符号业已成为族群根深蒂固的思维惯习(habit)，深深嵌入地方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建构中。在古代神权政治的影响下，以“坛”、“殿”和“宫”为重心的中国历史古城空间布局昭显神圣力量对空间深刻的改造。在族群尺度上，作为承载宗族记忆和举行祖先祭祀的宗祠，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神圣空间，对乡村传统生活和空间发展的组织上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宗族的文化系统受到世俗化冲击，而宗祠也受到来自现代化和城市化等世俗化力量的多方“夹击”，使神圣空间陷入了生存危机[8]。在我国，城中村因其独特性和典型性，直面城市化对乡土地方性的挑战，乡土社会正经历着最激烈和彻底的地方性解构与重构过程。“城中村”中的宗祠则成为世俗与神圣空间冲突的主战场。在神圣与世俗的较量中，作为承载宗族日常生活的宗祠，其神圣性如何体现?其又能以何种方式对外来的世俗化冲击进行回应?本文从对于现代性、城市化和世俗化的概念辨析出发，以神圣空间的政治性为研究视角，尝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和重新认识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宗祠这一神圣空间的神圣性的构建及其政治性的体现。 2 神圣与世俗的对话：基于日常生活的神圣空间的政治性 2.1 日常生活与神圣空间政治性的构建 围绕空间而开展的政治争夺和权力博弈从古到今都广受关注。正如《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古代，帝王和诸侯对空间具有绝对的处置权，空间成为了统治者获取和维系权力的手段，并衍生了一些诸如城池、宗庙和陵寝等空间设置[9]。古代的空间争夺主要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第一是统治阶级围绕土地、城池争夺的“帝王史”；第二是官民之间围绕日常生活空间争夺的“生活史”。而后者往往反映的是历史上草根平民群体在不平等权力结构下的能动性。例如，古代里坊制的崩溃就是典型的平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空间争夺的结果。在古代长安的里坊制的空间管制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严格受限，从而引起了平民的“侵街”和对“夜禁”的突破等抵抗行为，并最终推动了古代城市里坊制向街坊制的演变[10]。但值得指出的是，古代官民的空间争夺仍没有逃脱出“莫非王土”的藩篱，平民阶级仍处于绝对的被支配地位，皇权至上阶级社会的特征留下深刻的空间烙印，同时空间也作为巩固有权阶级的武器，参与到历史和社会的生产之中。进入现代文明社会，霸权失去绝对控制的能力，被支配者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更大的能动性。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空间协商广泛镶嵌于社会生产的各方面，并因此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多样化[11]：权力的博弈更多地以微观的方式寻求对空间的操控和管制。因此，空间成为了一种新的更加隐性的权力运作对象。在全球化、城市化和世俗化逐步扩展和深化的社会背景下，宗教空间俨然成为神圣性和世俗性博弈的场所。本文以广州一宗祠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宗教空间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地方权力关系对其的解释和生产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