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70.8 哈维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将时间性的历史和空间性的地理结合起来，从中获得对社会历史的正确看法，并在当代社会政治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革命。他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结构中有一个富有内容的设计，那就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形成一种对未来社会的新的描绘，形成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即辩证的乌托邦。 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中，乌托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悲惨的现实社会中所没有的一个理想的、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众多问题的地方。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如托马斯·莫尔和实践家如罗伯特·欧文那里，乌托邦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在早期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空想和乌托邦示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努力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时，这也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指南。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中，乌托邦传统依然受到重视。比如恩斯特·布卢赫就探讨过乌托邦的解放意义。在今天，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希望和向往，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设计和实践依然有生命力，甚至成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然，在功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之下，乌托邦从未摆脱被批判和质疑的境地，但乌托邦冲动却从未因其式微而逐渐走向消亡。在20世纪，激进乌托邦的基本目标是从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宣言中演化而来的，即试图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激进乌托邦主义者似乎只能通过解释世界而为世界的自我维持提供某种理论资源，其理论总是背弃自己“改造”世界的冲动，从而当在理论层面上饱受诟病的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归于失败。在这种思潮中，戴维·哈维有别于其他激进乌托邦主义者，他在人文地理学与激进政治学之间坚持乌托邦与现实运动的结合，以这种平实的综合视角，避免了上述激进乌托邦的主要局限，从“时空辩证法”的角度阐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辩证乌托邦”的合理性，并通过“地方重建”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诠释其理论冲击力和现实解释力，探讨乌托邦理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可能性。哈维申明要重振乌托邦精神，重新理解乌托邦的当代政治哲学意义和作用。 一 解构传统乌托邦 乌托邦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存状态的前提，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哈维首先从思想史上对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反思，认为需要重新面对乌托邦传统，重构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形成新型的“辩证乌托邦”。在此过程中，他最初以城市问题为焦点，逐步扩大到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中心视域，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行全面扫描。其洞见在于他不是对传统激进乌托邦进行简单的质疑和批判，而是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作为理论中轴，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及其后果，进而把自己的正面主张和建设性意见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他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及空间生产提出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替代方案即“辩证乌托邦”，为解放政治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对空间形态乌托邦的批判与反思。哈维认为，空间形态乌托邦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性永恒规划，这压制了社会过程辩证法。较为典型的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为实现其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而设计了一个“乌托邦”——人工制造的孤岛。这是一个孤立、有条理、有组织且主要是封闭的空间系统，其内部空间秩序的安排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莫尔排除了那些对其“乌托邦”可能构成威胁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这主要集中在生产、交换和流通领域，如货币、私有财产、剥削、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对乌托邦中的民众灌输和强化“劳动光荣”、“奢侈享乐可耻”等意识形态。莫尔认为社会的快乐完美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 在哈维看来，这种空间形态乌托邦之所以难以成功，并不完全在于其内部没有时间安排，而是时间从属了空间，以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时间、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并没有设想未来，认为目前预期状态已经达到。为了使这个快乐稳定的状态永远存在，空间形态乌托邦排斥了“伟大的历史原则”，试图以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维系和保证社会的稳定。在此过程中，社会过程辩证法被压制了。虽然莫尔的空间形态乌托邦中的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但“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①。 哈维进一步认为：“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②，只能是“空间游戏”的一个种类。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与实际的资本流动体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其实质是试图通过维持自身的自足一体化和封闭性来维持自身的同质性和固定化。更为关键的是，“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③即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虽然这种任意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众多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并证明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但这也使得其后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其中隐匿着某种无形的威压，并最终与空间形态乌托邦所努力实现至善的普遍正义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对社会过程乌托邦的批判与反思。哈维认为，“时间乌托邦”是与“空间形态乌托邦”相对的传统乌托邦的另一个极端，也称“社会过程乌托邦”。社会过程乌托邦强调乌托邦理想内含于社会过程之中，与社会历史过程不可分割，所以这种社会过程理想化样式通常以纯时间来表达，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较为典型的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乌托邦。哈维指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地点。”④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正是由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实施空间重组的结果：“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⑤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迷失在自由市场乌托邦过程中的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