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为马塞罗·默斯托的《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所作的前言中提出，《大纲》“是唯一一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未来所做的提示的文本。总之，《大纲》的确体现了最为丰富的马克思思想”。①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观点独具慧眼。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然内含着唯物史观的在场，唯物史观的出场必然唤起政治经济学的在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这种内在关联，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学理分析，即一种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形成逻辑探讨，另一种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过程探索，再一种是按照问题意识进行诠释。从唯物史观的形成、运用来理解，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出场和在场三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探索过程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介入经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三个时期；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来理解，构成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出场、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与唯物史观在场三个问题域。本文以关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为主线，以唯物史观形成、运用为脉络，以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探索为主题，试图深度澄清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 一、问题关联：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 恩格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②这里所指的萌芽是指“唯物史观”内部的“萌芽”，即是指“唯物史观”的前史——具有发展为唯物史观的可能的“前提萌芽”。从唯物史观萌芽阶段开始，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就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准确地说，这种关联是“问题关联”，因为，不仅此时的唯物史观只是萌芽——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而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是关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马克思还没有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即是说，处在萌芽阶段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是指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的初步提出，或者说，马克思通过对相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的反思，得出了在现实生活世界起作用的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结论。反过来，如果从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的关系视角理解，唯物史观的萌芽阶段主要是指马克思生活的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开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受邀为《莱茵报》撰写文章，10月担任《莱茵报》编辑，1842年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启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问题来反思社会问题的研究。黄楠森等学者基于对马克思这一阶段思想的研究认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动摇他对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观念，促使他向唯物主义转变，并成为推动他不仅以后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③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将现实生活世界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关涉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阅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后，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出发梳理法哲学理论，得出了具有唯物史观意蕴的唯物主义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之所以说这一阶段的唯物主义只是具有唯物史观意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不仅没有论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甚至没有提及经济基础的概念。南斯拉夫学者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对马克思这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是，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有时间来钻研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既然他想采取革命的行动，那么就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观和历史观”。④ 唯物史观的萌芽阶段就是指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思考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述，这个阶段起源于“苦恼的疑问”，即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了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自由观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关系矛盾的苦恼。马克思的思辨理性自由观根源于他大学期间接受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思想明确反映在其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依然受到这种思辨理性自由观的影响，甚至在莱茵报初期，马克思还试图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展现出的社会理论诠释社会现实问题。不过，社会实践毕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⑤这即是说，马克思必然要为自己信仰的思辨理性自由观无法诠释人们利益被剥夺的原因而苦恼。唯物史观的萌芽起源于“苦恼的疑问”，结束于对思辨理性自由哲学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即马克思发现了思辨理性自由哲学的根本性错误——“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思辨的思维把这一事实说成是观念活动，没有把它说成是群体的观念，而说成是同事实本身有区别的主观的观念活动”。⑥ 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萌芽阶段的形式尚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对政治经济学关涉问题的反思，也即是说，在唯物史观萌芽阶段，马克思还没有系统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只是开始怀疑当时通行的国民经济学观念，我们将这种怀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为了能够深入探究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萌芽阶段的形式，应该澄清何为“政治经济学”，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视为政治经济学问题。细心的学者们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文第二版较中文第一版中的一些表述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就涉及“政治经济学”概念，如在《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中收录了恩格斯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在《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中被更名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笔者看来，这一更名是为了区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的需要，即政治经济学是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设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上述更名来理解，政治经济学问题与国民经济学问题是一致的，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问题的反思就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在唯物史观萌芽阶段，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有两个循序渐进的反思层次。第一个反思层次是指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内容反思，或称经济问题反思，如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论及，“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⑦第二个反思层次是指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逻辑反思，或称哲学问题反思，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及，“黑格尔阐释的不是宗法的国王，而是现代的立宪的国王。国王的自然规定在于：他是国家的有形体的代表，他生来就是国王，换句话说，王位是其家庭遗产。……总之，认为政治国家的最高合题不外是土地占有和家庭生活的合题，这是多么反常啊”。⑧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逻辑反思只是哲学层面的反思，还不属于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