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7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老”问题。在革命史叙述框架下，孙中山与革命党的地位始终处于绝对的主体，往往将革命的对手方(尤其是清政府)置于虚化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模式叙述的史学研究在淡化革命的趋势下，尝试以清政府为主体，关注清末新政等问题。这种研究趋向在提升清政府地位的同时，又不免矮化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言行与贡献。究其原因，或缘于研究者有意无意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仅据一方言论的史料为立论依据，难以辨析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差异，从而对各方的言行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缺乏整体性把握。 作为辛亥革命最直接相关的清政府与革命党，彼此之间的认识与较量，不应成为史学研究叙述中的失语内容。以清政府与孙中山关系来看，清政府如何认知孙中山(当时主要以孙文、孙汶为指称)及侦缉措施，较之于双方公开言论的争锋，更能反映两者实质关系的复杂内涵及演变。本文以近年来系统整理公开的清朝档案为依据，结合相关研究成果①，可以较为细致地梳理清政府对孙中山定位的变化，以及侦缉孙中山机制的调整演变，从而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对清政府的实际威胁与冲击。 一、乙未年广东当局的应对策略 清政府侦缉孙中山的途径与机制，有一个变化调整的发展过程。变化调整的依据，即在于清政府各方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威胁的认知和定位。 首要问题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第一次通过什么途径获知孙中山及其反清运动？若据一般的常识揣测，当在于光绪乙未(1895)重阳起义失败后由广东当局奏报而得。然而，揆诸史实，则与揣测有不小的出入。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之处：史实的发生演变既在情理之中，又常常出乎意料之外。 1895年10月27日，在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因故滞延的次日，两广总督谭钟麟获知消息，开始搜捕兴中会成员，捕获陆皓东。在刑讯陆皓东的同时，谭钟麟并未立即向清廷奏报此案。鉴于谋逆之事毕竟关系匪浅，若一味瞒报亦可能出现意外。29日，谭钟麟奏上《请奖剿办会党首要在事出力员绅》一折，述及所属各府州缉拿盗匪的情形及为出力的文武员绅请奖。折中对于广州捕获陆皓东等事只字未提②。此折固然在回应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史杨颐《请饬粤省督抚严缉高州会党》一折，或许还有意为未及时奏报兴中会广州起义一事作铺垫。同日，谭钟麟还奏上《被参劣绅刘学询屡传不到请革职归案讯办由》一折。考虑到当时孙中山、刘学询等人的关系，这似乎也是谭钟麟的一个后招。两折均于11月17日上达天廷，前折获旨褒奖，后折获谕：“在籍候选道刘学询，着即行革职归案审办。”③ 既往研究一般都是根据《清实录》记载，注意到在乙未重阳节起义失败一个月后，12月2日，清廷意外接到某官员密奏，披露了广东有“孙文”、“杨衢云”的乱党谋逆事件④。这应是清朝统治者第一次获知孙的姓名。究竟是什么人密奏？学界尚未有定论。有学者曾指出，在孙中山发动首次广州起义后，远在京师的文廷式自称“得信最早”，于12月7日上奏，对孙党此役进行了总体评估和具体对策⑤。尽管如此，文廷式并不是那位密奏人。依据有二：一是两折上奏的时间不吻合，文廷式的奏折晚了5天；二是文廷式的折片中并未直接提及“孙文”、“杨衢云”的姓名，论及广东会匪亦泛泛而言⑥。所以，文廷式并不是首位向清廷告发孙中山的密奏人。 由于《清实录》该条记载依据“折包”，即由军机处将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的“月折包”。循此线索，进而披检《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条目，其中有《侍讲学士戴鸿慈折》。该折内容是“广东盗风日炽请饬严拿”，旁即有谕旨曰：“寄谭钟麟传谕成允：有人奏广东盗风日炽一折，着密严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至省城添扎安勇及各乡举办冬团，并着谭钟麟、成允体察情形办理。原折钞给阅看。”并以“印封四百里”传达⑦。戴鸿慈在奏折中称： 窃臣于上年七月十六日具奏粵省隐患已伏条陈弭盗事，仰邀圣鉴在案。诚以广东风俗强悍，山川阻深，又与香港毗连，足为盗贼逋薮。近年水旱厉疫，民气未舒，生计艰难，贫富俱困，打单劫掠，结党成群。地方官自顾考成，每遇盗案往往避重就轻，甚或改强为窃。百姓见其延不破案，徒滋扰累，隐忍不报者亦常有之。即报案缉拿，而匪踪出没靡常，窜匿甚易。武营中辄设法捕一二从犯以塞责，急则将鼠窃狗偷之徒刑逼计诱，强其认案，以免捕盗不力之罪，兼为记功列保之阶，其名谓之塞水口。盗寇充斥日甚于前，有自来也。现虽据督臣奏报剿办惠州、高州各属土匪，及连平、韶州等处首要悉数就擒，而省城附近各乡实无地不劫，无时不劫。会垣烟户稠密，白昼抢物，视若固然。伏莽之忧，盖已非朝夕矣。 近闻九月十一日，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余人，潜谋不轨。广协千总邓惠良、管带巡防李家焯先期探悉，前往截捕，已陆续遁去，仅获四十余人。据供为首孙文、杨衢云伙党共约四五万人，所有军械均用红毛泥桶密装来粤，已非一次，先行租定民房以为屯聚之所，原拟齐集省城，劫取藩库，克期大举等语。事机得失，间不容发，仰赖朝廷威福，幸而败露，不至燎原。惟是孙、杨首逆，业经远飏，只获小头目四名正法，根株未拔，党类尚多，防御稍疏，势必再图窃发。惩前毖后，全在地方大吏认真振刷消患未萌……惟有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勒限严缉首恶，毋任漏网，并移会水师提臣郑绍忠于省城外添扎安勇，以图根本。附近各乡、佛山等处亦一律饬办冬团，庶守望相资，闾阎安堵，海疆幸甚。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