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起家翰林，之后又脱出了这种“游历清华”①的生涯，一变而为牖启民智的新党，再变而为鼓吹革命的乱党；迨民国继起，又以行其所学为抱负，先后做教育部长，做大学校长，做大学院院长，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由此留下的一路行迹，多半都在文化一面。沈尹默后来说，“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②，以见人生在世的为时势所造就和为时势所限制。但这种事后追论既以历史为尺度来评述作为历史人物的蔡元培，则“留下”的“成绩”，指的应是个人对于历史的贡献。因此，1940年代初，梁漱溟说“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③ 他说的也是蔡元培“在北大的那几年”，而以“开出一种风气”为其力行之所在，又尤其明切地写出了民初中国的文化潮动，以及蔡元培身在潮动之中而能以自己的识见和取向为士林开先，以影响和促成了潮流走向的立己立人。 18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里思潮涌起，又思潮澎湃。由此形成的是一个以思想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与之俱来的则是思想和学术在总体上的此长彼消。人在其中，随思潮的涌起和澎湃而走，很容易以为“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总体而言，这个过程不断地产生出议论，而在一路思潮澎湃的同时，也不断地积累着肤浅和破碎。时至民国初年，严复统论当时的知识人说： 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本无所主故也。④ 他以这种既与“旧学”对座，又与“新说”应对的“本无所主”为大弊，则此中的毛病显然不在思想不够，而在学术不够。然则，蔡元培生当斯世斯时，以出长大学而与严复笔下的一世颓波相面对，其文化品格的实现，便不能不以这种既定文化环境为起点。 吴稚晖曾作《蔡先生的志愿》，着意于申论“他的唯一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并诠释说： 我们总是说：我国有五千年历史，四百兆方里土地，是一个文明大国。但仔细想想，我们所以能够称为文明大国，并不完全是因为历史久，土地广的关系。要是我们没有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人，也要感觉到国家虽大，内部拿不出什么东西，不免空虚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自尊自贵，足以自豪者，因为从前出了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伟大人物。蔡先生盼望我们能够出一些有学问的大人物，意思也是如此。 他由历史系乎人物而及人物系乎学问，用意在于说明：蔡元培身当一个学术零落的时代而以振起学术为“唯一志愿”，寄托的是远大怀抱。因此，“办大学来造就大人物，他也晓得这不是一时的事，不过是来开一个头。开了头以后，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下去，可以继续不断收到效果”⑤。在吴稚晖为蔡元培概述的这种“志愿”里，大学因学术而有了一种可以自立的本位；学术因大学而有了一种以学聚人而期人能弘道的生生不息，而后是大学和学术都会变得今时不同往昔。以民初中国的乱世混沌为对照，其间明显地有着学人济时的理想主义。梁漱溟所说的“开出一种风气”也正是以这种理想主义为起端的。 由于学术成为这种理想里的本位，所以本位所在，则汇集于学术之中，并构成了学术本身的各色流派，虽歧义纷呈，却从一开始便应有彼此之间的平等和对等。其间的道理，蔡元培曾统括而论之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由他们自由发展。”并举“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以及“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⑥的事实，以陈说他按自己的理想行事所曾经达到的程度。他守定学术本位，而学术本位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一种真理本位。所以，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而成“学派”，说的应是学派内里之各有趋近真知的合理性；而不同学派之间的“彼此相反”和互相立异，说的又是每一种学派各持一端的常态，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内含的真理性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因此，不同学派之所以应当对等和能够对等，既在于真理尺度之下的各自据有一面之理，又在于其各自的一面之理皆不足以统括真理。“兼容并包”的要义，正是本其对等而予之以平等，在学派与学派的共存之中造就学派与学派之间的互相比较、互相交汇和互相攻错。而后形成的学派的各自“自由发展”，便实际地提供了一种从总体上超越具体学派，以期在层层累积真知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地走向真理的可能。虽说学派由人物构成，人物又因其社会性而成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以“兼容并包”为取则和立场，则学术之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被有意地挡在了视野之外和范围之外，于是身在“兼容并包”里的人物便仅仅成了学术的人格化。在数十年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以及十数年政争不断、政潮起伏造成的人以群分之后，这种学术的人格化所致力的，是重造一种“为学问而求学问”的纯粹和明净。1919年蔡元培作《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其中一节论“教员”之可否，一“以学诣为主”，对于其愿想中的这一面言之尤为详尽明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