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词在中国本土的思想体系中有多重涵义，可以指代涵盖华夏和四裔的地理空间，也能够形容与朝廷对应的百姓，前者近于当下常说的“世界”，后者则带有“民间”的意味。分立而同构的天下、朝廷两词曾是本土政治言说的基本要素，但在20世纪初逐渐从意识形态层面淡出。在此进程中，政府和国家的称谓日趋混同，社会一词开始被用来概括民间，逐渐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并存的框架。这一话语结构的转折从思想领域延伸到制度层面，最终彻底重塑了政府与民间的权力格局。① 本文希望在上述概念之间大致勾画一条辅助线，以帮助理解中国近世转型中话语结构与实体结构的关系。②文中大致使用朝廷、天下、国家、社会来描述话语，用政府、民间来概括实体，但话语和实体之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政府、民间两词也是话语的一部分，只是在剧变的近世中国并没有太大更动，用它们来指代实体引起的争议较小。③ 一、政教体系中的朝廷和天下 在中国本土政治传统中，政教相联的思想倾向由来已久，施治者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合道”。如贾谊所言：“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④汉武帝尊儒的举措加强了教对君位的正名作用，也弱化了政府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足倾向。在王室借用儒术确立其正当性的同时，儒家思想的内在特点也开始影响施政。⑤余英时曾言：“儒家论政，本于其所尊之‘道’，而儒家之‘道’则是从历史文化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在儒家系统中，‘道’要比‘政’高一个层次。”⑥朝廷需承认评判政事良窳的标准在政府之外，形成政教相联又治道分离的结构。⑦ 在理想状态下，政府和民间都应接受“道”的指导。顾炎武曾概括，圣人之道“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⑧充分说明经典对民间生活和政府行为的双重引领作用。因为道统可以在朝廷之外径直与民衔接，⑨士人遂以此为凭借，建构出各种以经典为依据，以四民为载体的公共组织，《吕氏春秋》中的“天下人之天下”逐渐成为依道自足，在理论上不必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场域。沟口雄三观察到，日本的“公”“将天皇、国家设为最高位”，而“中国的公意指，在皇帝、国家的上面还拥有普遍性、原理性的天之公”。⑩陈弱水也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与中国历史经验中的“公”重叠之处很有限，他试图讨论的中国公共领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层次，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世界”。(11)或可以说，因为中国本土特殊的政教结构，使得中国式的公共空间与日本和欧洲相比有其特殊的面相——它不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而是在国之外、民之间。 士人和商人群体的合作乃是维系公共秩序的人事基础。余英时观察到，明代的士人和商人“长期在民间开拓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举凡建宗祠、修宗谱、建书院、设义塾、刊行图书之类的民间事业都是士与商共同为之，缺一不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群体“不但在社会背景方面混而难分，而且还在政治上同样受到以宦官为代表的专制皇权的高压，因此互相支援之事往往有之。”(12)正充分体现了读书人和商人共建天下，制衡政府的面相。宗族则是士商群体维系公共秩序的工具之一。赵世瑜在考察山西泽州、潞州绅商家庭后总结称：“从士绅身份的角度说，宗族组织不仅是彰显他们的土绅身份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组织地方、实现乡村教化和规范的工具；从商人身份的角度来说，宗族组织也是一种组织管理商业经营的模式。”即宗族不仅是血缘的团体，也是地缘和业缘的联结，本质上是一种士商群体的“文化建构”。(13)刘志伟认为那些被后世析分的种种“社会关系”由两者遵循儒家轨范进行统合，构建出“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14) 与明清两朝“社会士绅化”的进程相适应，(15)政府角色在明朝中期也发生了转折。因产权和公共组织都能依道(自然法)自立，政府实无需管理民间，故能够收缩行政和立法职能，整体扮演司法团体的角色。郑振满在考察福建政府组织和民间里社时观察到，明朝中期以后的政府出现了“行政职能”趋于萎缩的现象，大量公共事务由民间组织自主组织，演变成“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局面。(16)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败，政府反倒可以借助这一格局巩固政治秩序。(17)在此体系内，士分官绅，各有分工，官重监督，绅多负责，皆在道的指导下维护“公”。(18) 明中期以后的政教结构与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颇有相似之处。在克拉克看来，英国式新教宪政(Protestant Constitution)存在两个相反的面相，即将某个教派立为国教的同时，向所有其他教派提供无限制的宽容。(19)马克·高迪则注意到，以后世的标准衡量，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虽不够民主，但在政府之外保有大量的“公共职位”(officeholding)，(20)由民间自主推举代表，授权他们进行公共决策。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甚至高于19世纪以后的民主化时代，所以高迪称英国的民间秩序乃是“君主制的共和”(Monarchical Republic)。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清朝治下也看到了相近的民间自主现象，并将那些“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的中国民众称为“共和之民”。(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