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5—0017—09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以贸易为中心的民间交往日趋活跃。近在咫尺的朝鲜虽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民间交往却仍受到诸多限制。到19世纪70年代，中朝之间的民间交往才逐渐增多。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下简称《贸易章程》)，允许两国商民在双方通商口岸之间往来，解除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束缚，民间贸易往来更趋活跃。作为中国开埠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通商口岸，上海自然也吸引了不少朝鲜人前来，或经商贸易，或观光游历，也有一些青年才俊前来上海求学，长期滞留在上海的朝鲜人逐年增多。20年前，孙科志在撰写博士论文《日帝时期上海韩人社会研究》时也曾涉及这一话题，①但因当时条件限制，并没有挖掘到晚清时期上海朝鲜人的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上海朝鲜人仅一笔带过。随着晚清时期报刊资料整理工作的进展，笔者发现不少这一时期在上海活动的朝鲜人相关资料，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朝鲜人的活动情况进行整理，以便补充前作。 一 朝鲜漂流民 由于中国和朝鲜在地理上很近，隔黄海相望，最近处仅300多公里，在海上活动时若遇风浪，很容易漂到对方海岸。历代均有朝鲜人漂流到中国东部沿海。到了近代，随着朝鲜人海洋活动的增加，漂流到中国海岸的朝鲜人逐年增多。对于这些朝鲜人，最初大多由当地政府妥为安置，然后送至省城，再由省级要员上奏朝廷，将其送至北京，待有朝鲜使节归国时附便送回原籍。 1872年11月，朝鲜人高文宗等7人出海捕鱼时，在山东省成山头东南六百里的海面上遭遇风浪，因渔船被风浪击破而坠海，被从附近经过的英国商船所救，后来又被辗转送至山东省城济南。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根据“朝鲜国民人飘泊到东，历系委员护送赴者(或为“都”之误——笔者注)，附便回国”的前例，派员将7名朝鲜人“伴送入都”。②1874年9月，朝鲜全罗道康津郡的梁用湜等15人“乘一杉板出海捕鱼，陡逢飓风，漂到大洋”，被福建省金同春商船救起，随船被带至烟台。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接报后饬令沿途各州县“一体接护到省”，经验明后“委员伴送入都”。③1878年，朝鲜全罗道灵岩县的梁孟然乘船出海采办橘柚，后遇风浪飘至浙江定海涨茨海口，被当地地保救起并报官，后由“宁波府委送省城，转护到京安插会同馆，令通事送回该国”。④ 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各地开始利用海道护送朝鲜漂流民，但最初并不是利用海轮将朝鲜漂流民直接送回国，而是先将他们护送至上海，利用海轮自上海护送至天津，然后再送至北京“赴便回国”。“闽省历来遇有朝鲜遭风难民，向因海道未通，皆系派员由驿护送(至)京赴便回国。”但是后来海运逐渐发达，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天津，于是福建省开始将救援的朝鲜漂流民“派员航海送交上海道，委员送赴天津，复由津转送至京”。1876年朝鲜漂流民金兴发等就是先从海路被送至上海，再由上海搭海轮送至天津，然后再送至北京“赴便回国”，1878年朝鲜难民金春等也是由“候补通判吴元绦将该难民搭轮护送赴沪，交上海道，派员换搭轮船送至天津，再由天津道委员转送入都，交四驿馆赴便资遣回国”。⑤由此可见，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逐渐成为转送朝鲜漂流民的中转站。 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签订《贸易章程》，允许中朝两国民人到对方的通商口岸经商贸易，1883年设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又开通了上海直达朝鲜仁川港的定期航轮。这一方面便利了中朝民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为上海成为将朝鲜漂流民直接遣送回国的中转站奠定了基础。 虽然从1883年起上海就具备了将朝鲜漂流民直接遣送回国的条件，但就《申报》的报道来看，直到10年后的1893年才有相关报道。1893年3月，“有朝鲜国遭风难民十六人奔投苏松太兵备道署，环求抚恤，聂观察怜之，饬发上海县妥为安置，据情禀报。旋奉内谕，发往西门内万寿宫暂行栖止，听候资遣回国”。⑥与之前的漂流民不同的是，以申伯弘为首的这批漂流民原本“载清餐鱼来沪”销售，也就是说他们是来上海进行贸易的，遇救后被暂时安置在上海西门内的万寿宫，4月22日搭便船回国。⑦由此可见，从1893年开始，漂流到中国东部沿海的朝鲜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送到北京后再“附便回国”，而是将其送到上海，由上海直接搭乘前往朝鲜的轮船。事实上，经由上海遣送归国的朝鲜人并不仅限漂流民，因其他各种原因流落各地的朝鲜人也大都经由上海被遣送回国。 对于被送到上海的朝鲜人，最初上海官府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多将他们送至被误认为是朝鲜政府派驻上海的商务委员李承凤处。后来随着被送来的朝鲜人逐渐增多，上海官府也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一般朝鲜人被送到上海后，先由官府询问，然后将其临时安置在西门内的关帝庙，并提供日常饮食，遇到天寒，还为他们提供衣被御寒。俟有轮船前往朝鲜，便将他们送至船上遣送回国。如若没有便船，便出资为他们购买船票遣送回原籍。有时也允许被解送到上海的朝鲜人投靠亲友。1895年5月从崇明县解送至上海的35名朝鲜漂流民中就有“四名与寄寓北市之朝鲜人相识，可以招留”，剩下的31人被遣送回国。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