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6)06-0055-10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6.06.009 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清史、满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然而，学界缺乏对晚清八旗军制演变的关注，研究成果之少，与其在清代军队中所处之重要地位极不相称。单从研究论文数量方面来看，清代八旗研究成果已相当显著，但与关于晚清八旗军制变革的期刊论文数量来比较，则比例极不对称。根据国家清史工程中华文史网的统计，截至2009年，关于研究八旗专文已达322篇，涉及晚清八旗文章却仅有25篇①。2010年至2015年的论文，亦不足10篇。 造成这种现象，固然与晚清时期八旗地位急剧下降有关，但也充分反映了在学术研究上对于清末八旗的关注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有六：第一，由于八旗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生计问题，且其战斗表现一直欠佳，故而大部分的研究内容侧重于八旗社会问题的方向；第二，民国肇建，国人对八旗子弟大多抱以歧视之态度，使学界研究兴趣不足；第三，针对八旗之研究大多集中于清前期，考证其源流与发展，忽略了对于晚期的研究；第四，清末八旗的史料较之前期分散凌乱，难以集中用于研究；第五，八旗军制繁杂，既分为禁旅与驻防，且禁旅八旗各部队又肩负不同军事任务，难以统一梳理其军制沿革，且清末军制混杂，学者未将重心摆在清末八旗上；第六，研究旗人状况时，难免落入满汉关系的窠臼当中，而不能从国家军事改革层面看待八旗的兵制变化的内因。以上六点，造成了对于八旗之研究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现象，而未能对清末八旗有很好的梳理。 由于八旗改制涉及了近代的军制变革，因此，对于以下五本专著亦须高度重视。美国学者的著作《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②探讨从1895年后，中国全面的军事改革，包含部分八旗新军的变化，并论述新式军事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书中论述了旗人组成的新式军事组织，但并未论及新式组织对于八旗营制的影响与改变。澳大利亚学者的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③重点讨论了陆军改革与社会反响、军心动摇与兵变、革命及其成果等3部分，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各项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中国军事改革的必然性，亦部分地提及旗人的新式军事组织，但亦未论及新式组织对于八旗营制的影响与改变。尽管这两部关于军事近代化的著作都略为提及八旗的变化，但重点放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缺乏对八旗军制改革、变化的关注。罗尔纲的《晚清兵志》④一书，以海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三部分，介绍晚清时期新式军事组织的概况，特别是甲癸练兵志、陆军志两部分中，介绍了一些八旗改变常操的情况。施渡桥的著作《晚清军事变革研究》⑤以论文集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军事向近代化演变的原因和特点。皮明勇的著作《中国近代军事改革》⑥从理论上分析“中体西用”观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当中的作用，从改革者群体、军事制度、官兵素质等方面分析中国军事变革的面相。由于近代军事改革的重点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八旗的改制在近代军事改革领域的研究中成为了“冷板凳”。 笔者不避浅陋，在广泛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在近代军事改革的背景下，探讨北洋新军建设过程中京旗常备军的组建原因、成军后的军事任务并分析军中将弁的组成与影响，以探讨禁旅八旗的演变。 一、京旗常备军的创建原因与组建过程 (一)北洋六镇编组过程 庚子事变后，清廷决意全面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廷颁发练兵上谕责成各督抚切实练兵⑦，此时京畿军事力量尽毁，惟武卫右军有能力稳定京畿秩序。当年九月，李鸿章逝世，慈禧令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署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并依靠武卫右军巩卫京畿之安全⑧。十二月，袁世凯奏准“先募练精壮，赶速操练，分布填扎”，并获准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1]508分别派遣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直隶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地，精选壮丁六千人，分别带往保定训练[1]428。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清廷再次颁发上谕称“京师为天下根本，畿辅为京师屏障，现值门户洞开，强邻逼处，兵燹甫靖，伏莽犹繁，筹饷练兵，视他省为尤急”，⑨加大畿辅练兵进度；同年五月，袁世凯奏陈订立的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奏陈清廷，并获准施行[1]508-534，开始北洋常备军的创练；同年十一月，在北洋常备军创练之际，为加强旗军力量，清廷宣布八旗挑练兵丁万人，由魁斌、溥伦、桂春、景沣、荣庆、铁良等人并会同姜桂题于此万人内挑选三千人，交由袁世凯训练⑩，开始创练京旗常备军。 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袁世凯奏称已编北洋常备军左镇步队十二营，炮队三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尚缺马队一标四营，计划年内编练完成[1]536-537；同年年底，由于日俄两国在东北爆发冲突，清廷令袁世凯迅速扩兵，以为预备。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间，袁世凯就保阳马队、淮军肃毅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并派员选募合格壮丁继续编成步队一协、炮队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分驻马厂、小站，即为北洋常备军右镇[2]668-669。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因日俄战争发生，常备军左镇全军二十一营及右镇马队四营，分别由保定、马厂仓卒移防山海关一带[1]796-797；同年二月三十日，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一、第二镇[1]919-920，同时，袁世凯又迅速扩军编练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是将已编成2镇的将弁与士兵为基础，迅速“提升选拔分为3镇，所缺兵额，迅速招募补足”，并称该办法在北洋均系称为“一个窝里抓螃蟹”，以杜绝外来将弁(11)。三月初六日，袁世凯正式奏报北洋常备军第三镇成军，并奏请段祺瑞任该镇翼长[1]922；同年八月初三日，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新的陆军营制。[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