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narrative)是所有科学知识得以展现并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仅简单地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探索并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不仅仅表述状态的变化，还能把它作为意指整体(情境、实践、人物、社会)中的意指部分而加以建构和阐释”。①随着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向，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也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叙事在实践中往往渗透着叙述者自身的立场、选择、价值判断乃至意识形态，这必然使得叙事同时具有阐明或遮蔽的双重功能，也就引发了学界对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探讨。 一般认为，“元叙事”这一概念经由法国著名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使用而得以推广开来。从字面意义来讲，元叙事是关于诸种具体叙事的叙事(narrative about narratives)，它论证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将其合法化。元叙事体现了人们在组织叙事时所依据的规范和法则。②也就是说，它规定着叙事的具体内容(叙述什么)和形式(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相应地，对元叙事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在叙述历史时固有的、不假思索的叙事习惯的反思。 众所周知，“欧洲中心论”(有时也被称为“西方中心论”)困扰着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方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是指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重心不断‘虚化’(即抽象化)和‘脱域化’(即非地域化)，从地方上升到民族国家，并进一步从民族国家上升到区域世界乃至全球层面”，③在上述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主权国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元叙事”，这一系列“元叙事”反过来又为“欧洲”或“西方”涂抹了某种本体论上的油彩，助其“虚化”和“脱域化”。西方的大众教育、文化普及和现代的学科化，使得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采用的全部概念与叙事模式又几乎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正如利奥塔尔所说：“这种被称为科学的语言和另一种被称为伦理政治的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来自同一个‘选择’，它的名字叫西方。”④可以说，现代欧洲在崛起并获得世界性霸权的过程中发明了诸多的元叙事，并将它们推广至各个领域，而这些元叙事又反过来巩固了“欧洲中心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影响和地位。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欧洲中心论”元叙事与具体的学科化(或曰“科学化”)叙事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沃勒斯坦意识到尽管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不愿意再为传统的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转而不知不觉地为“民族”辩护，⑤“国家”曾是一个具有自明性的概念容器，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每个学科的内部都对跨国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值得肯定。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沃氏将有关“世界体系”的叙事仅仅局限在16世纪至今的500余年时间里的做法便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例如，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至少已经经历了5000年的历史，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之前的事情。⑦卢格霍德致力于研究13世纪的世界体系，她认为要了解西方世界在体系中的霸权，则必须考察“欧洲称霸之前的时段”；13世纪的世界体系尽管非常不规则，但它的复杂程度、庞大程度和精密程度都不亚于16世纪的世界体系。⑧汉内斯·拉切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联系总是包含全球性的维度，只有辩证处理好国家和全球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当代社会空间领域的变革。⑨图兰·卡尧谷分析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国际法学家发明了一套后人在书写国际关系时广为采用的“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它的“欧洲中心论”假设便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欧洲国家通过文化或条约的演进已经解决了无政府难题，而非欧洲国家只有在被允许加入欧洲的国际社会后才能摆脱这种混乱状态。⑩不过，对西方学界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剖析与反思，目前来看仍然不够细致，本文尝试对此做一分析。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人们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时，常常只强调它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其实，“欧洲中心论”同样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首先，“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叙事导致了历史呈现的过度简化。叙述西方历史的常见模式，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美国”，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谱系的误导性在于，它把历史仅仅简化为一个有关道德如何成功和好人如何战胜坏人的故事。(11)且不谈阿尔法比尔和伊本·西拿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欧洲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观念层面，离开了“他者”，也不存在所谓的欧洲和西方，因为“认同确认是透过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类型学的构成中强加他者性而达成的”。(12)阿拉伯人乃至更为宽泛的“东方”这一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在不同时期构建自我认同时不可或缺的“他者”。而且，前述这个谱系还将对“西方”的认同变成了一种古今一致、可以脱离历史语境的概念性存在。例如，把古希腊机械地还原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纯洁的童年”。(13)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亚里士多德当年便已区分了欧罗巴各族、亚细亚人、希腊人的不同特点。(14)后世学者的相应研究更多，只是在叙事过程中被“欧洲中心论”遮蔽了。 其次，与过度简化相联系，“欧洲中心论”元叙事造成了对历史的过度附会和有意无意的遗忘。将历史事实过度简化之后，就可以将某种(欧洲的)事物原本没有或晦暗不明的意义强加在它身上，将其附会成某种“起源”或“转折标志”。比如，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常被视为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卡尔真实的思想远比这复杂得多。他为国际和解所开出的“药方”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即“很可能需要富裕群体或富裕国家大量削减自己的消费”，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比同时代的世界联邦和完美国联一类的愿望更符合实际。(15)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家的思想如何被简单附会为“某某模式”和“某某主义”，也即相关“元叙事”的生成过程，其间涉及的是对话语的争夺与解释霸权的确立。要实现简化，则必然会有众多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即遗忘。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16)打捞遗失的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