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

作 者:

作者简介:
吕厚量(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古代文明

内容提要:

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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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4.002

       一、导言

       1948年,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A.T.Olmstead)在其名著《波斯帝国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中生动、细致地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的壮观场景:在波斯国王过生日的那一天,帝国宫廷中要举行一场盛大的酒宴。国王会宴请1500名客人,为这场酒席豪掷400塔兰同。然而,这些贵客中的绝大部分注定将终生无缘面见国王的尊荣,因为只有为数寥寥的心腹才有资格与国王同处一室,隔着亚麻编织的彩色帷幕瞥见一眼深居简出的圣上的侧影。这些高级贵族在宦官的引领下在蓝色、白色、黑色与红色的石头上就座;国王本人则躺在黄金制成的御床上,一边透过帷幕观察近臣们的一言一行,一边啜饮着手中金杯里用大马士革(Damascus)周边山上阳坡精心栽培的葡萄酿出的美酒。整场宴席期间,国王的妻妾们轮流来到圣上身边弹琴唱曲。而在宫廷外面的庭院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杀戮——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骆驼、驴子、野鹿、鸵鸟、鸡鹅被每天重复这项工作的屠夫就地宰杀,由御厨制成美味佳肴送入宫中去满足那些从早到晚永不停嘴的食客们的骇人胃口。①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戏剧化场面并非来自某位近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加工,而是出自一部以权威性和严谨性著称的、代表着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古代波斯帝国认识最高水平的严肃史学著作。事实上,奥姆斯特德也确实没有杜撰这幅场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除个别信息采自《旧约·以斯帖记》(Esther)外,奥姆斯特德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公元2世纪学者雅典尼乌斯(Athenaeus)《智者盛宴》()中辑录的、取自前代各位希腊历史学家著作中的关于波斯宫廷宴饮的种种记载。换言之,这幅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但却骇人听闻、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场景的构建者并非现代学者,而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各位描述过波斯帝国饮食、仪式与宫廷生活的希腊语作家们。奥姆斯特德所做的仅仅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史家们的原始记载而已。那么,这幅图景是否真的还原了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的原貌呢?

       在上世纪末以前,由于相关史料与研究的匮乏,这个问题与其说属于学术范畴,还不如说是一个纯粹的信念问题。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激进”历史学家必然要猛烈抨击这种来自古希腊文化视角的、很可能带有强烈民族偏见和主观想象元素的片面史料。而观念正统、遵循“学院派”治史规则的“保守”西方史家则坚持声称,这种记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东方宫廷生活奢侈作风的真实描述;即便这幅画面存在着失真之处,它也是对现存史料和当代学者认识能力局限性的客观反映。②上述两派观点当然各有道理;而由于新史料、新视角的缺乏,20世纪的多数波斯史学者长期无法在波斯帝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迟至1994年,研究希腊史学的名家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依旧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在目前的认识水平基础上,自己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仍需依赖于零星的、带有很大主观性、偶然性与片面性的希腊史料。③

       然而,就在霍恩布洛尔发出这样的抱怨时,情况似乎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路易十四(Louis XIV)宫廷的研究在20世纪末引起了西方学界迟到的关注,推动了古典学、亚述学和考古学领域对波斯宫廷文化的研究;④另一方面,萨义德(Edward )东方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也引发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作家提供的波斯史料性质、内容的热烈讨论,促进了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重获新生的波斯史料学的大发展。⑤2007年,法国学者朗方(Dominique Lenfant)运用严格的文献学史料批判方法,对雅典尼乌斯转述史料过程的精确性问题与史料再加工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大大提升了古典学界对《智者盛宴》所保存的波斯史料性质的认识水平。⑥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朗方的论文基本没有参考在当时业已初具规模的亚述学相关研究成果。同样是在2007年,来自欧洲各国的波斯帝国史研究者们在瑞士的奥格斯特(Augst)召开了一次以“阿黑门尼德宫廷(Der Achmenidenhof)”为主题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并于2010年将与会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是学界第一部关于波斯宫廷的专题论著,汇聚了到当时为止在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文学领域关于波斯宫廷生活史的前沿性研究成果。⑦其中,亨克尔曼(W.Henkelman)利用亚述学界对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的释读与整理成果分析了大流士(Darius)在位时期波斯宫廷的膳食结构,在波斯宫廷宴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突破。2013年,英国学者卢埃林-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出版了其学术专著与史料集《古代波斯的国王与宫廷:公元前559—前331年》(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559 to 331BCE),对与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相关的古典希腊拉丁文献、亚述学出土材料和艺术史图像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并提出了在波斯宫廷生活史研究中引入巴比伦之囚(the Exile)与第二圣殿时期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史料作为参照的新颖的研究思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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