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6)11-0058-06 新无神论是2006年以来在欧美国家知识精英阶层中兴起的一股批判宗教极端主义、对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势力的思想文化潮流。该思潮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利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反对和否定神学、批判宗教和宗教极端主义，提出宗教信仰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主张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倡导人们应积极寻求科学和理性的生活，并通过组织活动彰显其团体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和目标的一种少数派社会现象和亚文化形态，是当代西方科学与宗教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也被认为是科学无神论的最新形式。新无神论主要兴起于欧美国家并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迅速传播开来，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它始于4本批判宗教的畅销书：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2004)的《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与理性的未来》(The End of Faith：Religion，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Reason)、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2006)的《上帝错觉》、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2006)的《打破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g the Spell：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2007)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2006年11月的《连线》杂志(Wired)把这一无神论著作畅销的现象命名为新无神论(New Atheism)[1]，新无神论因此而得名。 一种社会思潮的发生往往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表现，是急剧变动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感受和愿望，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集中反映。一旦社会中存在的重大突出问题和矛盾难以解决，思想就容易产生于这种现实。 一、新无神论兴起的导火索和政治动因 (一)导火索：“9·11”事件中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的挑衅 关于“9·11”事件对新无神论兴起的“导火索式”的影响，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有着不同版本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以及随后巴厘岛、马德里、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恐怖事件，导致了新无神论的爆发。“恐怖主义袭击是在伊斯兰教名义下进行的，新无神论者用一系列畅销书说明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致命危险。”[2]美国坦帕市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宗教社会学家瑞恩·克拉根(Ryan T.Cragun)在《“新无神论者”是谁？》一文中指出，像任何其他的社会运动一样，“无神论者的最新一波行动的明确起源很难分辨。”[3]社会学家西米诺和史密斯(2011)指出新无神论开始于哈里斯2004年出版的《信仰的终结》一书以及接下来道金斯等人的三部著作。[4]瑞恩·克拉根则认为这些著作本身并不是运动的开端，但却是“美国和国际上无神论迅速发展的自动表现”。新无神论者维克多·斯腾格尔(Victor J.Stenger)认为新无神论运动的导火线之一就是“9·11”恐怖袭击，他认为哈里斯写作《信仰的终结》的动机就是“9·11”穆斯林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5]希钦斯也把“9·11”看做是“历史的转折点”，无神论者马丁·埃米斯认为“9月11日是‘去启蒙’的一天，是对道德的攻击。”[6]无论是否承认，对于新无神论的强势兴起，神学家们开始感到了巨大的不安，仿佛“马克思的幽灵”再次降临人间。“恐惧的人们争相涌向各自的教堂。”[7]而这无疑给基督教右翼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基督教右翼的长期政治目标是试图修补现代化造成的精神价值观的所谓错位或损失，近期目标则是更深入地参与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用它的价值观去影响美国社会，并通过政党的政治活动推行新右翼的政治理想。但是，教堂人数的回升很快便退回到最低水平，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更多的是对宗教的厌恶。尤其是在恐怖主义事件中，人们看到了公开的、不道德的、以真主之名施行的野蛮行为，它强化了反穆斯林的情绪，也加强了普遍的反宗教情绪。新无神论应运而生就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一部分社会公众共同的心理倾向，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将这一群体意识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表达，他们著书立说，成为代表人物，从一定程度上引领并推动着新无神论思潮。 (二)直接动因：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 宗教右翼和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使得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面临着前现代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为新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因。在西方思想历史上，无神论最活跃的时期往往是宗教和政治关系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宗教虽然一直穿梭游走于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中，美国的政治先贤们却也从旧世界的血腥圣战到神职人员相互屠杀的历史中悟出了一旦将宗教狂热和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的危害。但21世纪之初，小布什政府好像被宗教恐怖主义蒙蔽了双眼或者又是故意忘记了这一点。美国著名历史学者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发现，布什在宗教言论上是美国历届总统之最，甚至超过了“福音年”时期的总统吉米·卡特。[8]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就像是一支“十字军”，他还在演讲中曾经提到过“十字军圣战”。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右翼分子企图煽动文明的冲突。2007年3月在《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中，有1/3(32%)的受访者认为“宗教组织对美国政治影响太多”。美国的这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刺激了很多学者和观察者，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应该是个人的私事。[9]世俗人文主义的代表保罗·库尔兹说，美国公众早已对宗教在美国政府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满，特别对布什政府的政策和政教分离的破坏以及在中东的冲突感到不满，他们转向自由思想和世俗人文主义。[10]道金斯指出美国迅速增长的神权政体和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家结成了罪恶的联盟，他们都在战斗：基督教徒是一方，另一方是穆斯林，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不同意这种左右为难的世界观。[11]因此，新无神论的兴起及非宗教信仰团体的频繁活动是对布什政府具有宗教色彩的政策的对抗，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和文化与宗教过度渗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对宗教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强烈不满。 当以上这些冲突被放置到针锋相对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对立的立场上时，双方的斗争就不断升级了。[12]反宗教的力量事实上更多来自于公众对他们认为的“社会公害”所作出的反弹行为。非宗教团体努力把神权政体拉下神坛，力图创建思想更加开放、赋予更多群体以更多权利的政治愿景。美国人道主义协会(the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AHA)、自由宗教基金会(the 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FFRF)、美国无神论者协会(American Atheists)和美国世俗联盟(the Secular Coalition for American，SCA)等非宗教团体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坚持教育公众把人文主义作为生活的取向。这些组织和团体还通过有影响力的活动作为对有神论教条和神学假定的挑战和反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