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6 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自由主义身份的基本判断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也受到了质疑：如果认为严复崇尚与提倡自由主义就将严复看作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忽略了严复崇尚权威、推崇中国文化的本意。(参见萧功秦，第20页)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涉及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理解和对严复思想多样性、多面相的理解这两个基本问题。否认严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否认了大部分学人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来源、动力、体系等的深入研究。接下来的问题是“自由”理念在严复思想中的地位，即“自由”是本体抑或仅仅是一种工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牵涉严复在不同文本中的表述。理论上，任何思想家的思想皆是复杂的，严复更甚：一方面，严复生活的时代要求先进的中国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时代暴风骤雨式的巨变没有给思想家提供足够的思考时间。严复自由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碰撞的产物，目前学界还没有对严复自由主义给予恰当的定位，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在西方具有多种面向，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又有了新的蜕变。史华兹等人看到了严复引进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质，已经有了严复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初步见解。本文无意推翻史华兹的结论，而是认为，史华兹将寻求富强看作严复绍介自由主义的动力，而富强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还不能涵盖严复民族主义的全部。如果以民族主义为视角对严复引进自由主义的动机进行剖析，就会给予严复自由主义恰当的定位。 一、照搬还是嵌入?西方自由主义登中国之场的初始方式 “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霍布斯鲍姆，第1页)，而正确理解严复的自由主义必须将其安放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解读。自由主义“话语”嵌入民族主义“话语”语境标示的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特定时空作用下相互融通，自由主义以民族主义为生存框架的状态描述。基于此种认知，中国自由主义生存可以概括为民族自由主义的概念。民族自由主义的描述方式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给予民族主义以自由民族主义的描述形态；看似简单的民族自由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对“民族”与“自由”的错置，形成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民族自由主义的重点是本文中对中国自由主义尤其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定位的尝试，而自由民族主义是二战以后塔米尔等对极端民族主义出现所作的反应。把中国自由主义登场放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解读，不难发现西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登场是同时的，而中国自由主义的登场则具有“嵌入性”。此话语首先描述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登场的方式，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生存的外衣；从发生学上看，自由主义登场之前，民族主义已经存在；“嵌入式”要求自由主义以民族主义目的为依归，自由主义发展方式、运行轨迹、成败等皆与民族主义的要求紧密关联。 凯杜里将民族主义描述为“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理论体系”(凯杜里，第1页)。民族主义内涵的丰富性和目标的庞杂性决定了其解读的多面性。它自发于一种朴素的民族观念与情感，这种情感在外在的压力下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柏林将民族主义看作“耻辱心理的表现”和“伤害的反应”(参见贾汉贝格鲁，第95页)，是对西欧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登场的历史主义描述。民族主义情感在外在压力下保护本民族利益的需求逻辑推演出建立民族国家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外在竞争压力与内部不断聚合双重反应的结果。“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源动力也。”(梁启超，第11页)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理念自然转化为社会思潮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现实动力，建立民族国家的理念自然转化为对民族自主权的诉求以及对本民族由古代朴素的民族概念转向现代民族建设的渴望，现代民族建设转化的过程也就是统一的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的一致性表现。在民族主义的观念逻辑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逻辑中，最基本的是其“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经济逻辑”(张汝伦，第125页)。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念在其西欧原发地是相伴而生的，无论从起源还是从目的、政治功能看都是如此。科恩指出：“在近代西方，18世纪启蒙时代兴起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力、确保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Kohn，p.29)相伴而生并非指两者完全相同，而是两个政治概念，个人自由是这一时期追求的中心，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需要建立民主政体，民族主义是民主政体的理论外壳。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当自由的主体是集体时，民族主义要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被压迫的民族获得民族独立成为应然逻辑；当自由主体为个人时，民族主义给予个人具有加入民族成为其一员的自由。民族主义包含两种相互依存的权利，民族权利与人民个人权利的互动促进了其发展进步，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 从严复引进自由主义的动机中，可以厘清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运动过程。就产生的时间而言，西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同时产生的，而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出现的先后顺序较为复杂。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自然的民族感情的情绪表达，中国自由主义较之民族主义出现要晚，费正清将中国接受民族主义的过程用“冲击—回应”(费正清，第132页)加以归结，这种“冲击—回应”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严复将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则是维新时期。严复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出现，整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在此体系中，整个世界变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存在着原生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与压榨，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示范效应使被压榨的一方也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鸦片战争前具有的大一统的封建体制为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架构。费正清的学生约瑟夫·列文森将“冲击—回应”模式进一步深化，将古代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定义为一种文化主义，其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著作中，以梁氏民族主义的形成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过程。列文森表达的观点是：传统古代中国并不认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是华夏文化，并把此文化放置在中心位置，而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冲击表现出的失败迫使梁启超等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华夏中心主义”文化观，以近代西方民族主义资源唤起与培养近代民族意识就是一种必然的选项。(参见列文森，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