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直到去世前，西川长夫始终是一位与当下历史保持着紧张关系的思想家。他关注日本日渐恶化的政治与思想状况，燃烧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在尝试将新发现赋予语言形态的同时，不断追想并修正自传性的记忆，以此扩充自己此前完成的概念体系，并对之进一步打磨。也可以说，他为了将毕生积攒的知识与见解传达给人文社科素养尚不丰富的年轻人，奉献了自己的晚年时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标题就提及“西川长夫”，但本文的主旨并非选择若干西川晚年的思想课题，加上个人角度的解释和评论。因此对于本文是否可以称得上西川长夫论，我也颇踌躇。对于那些期待看到基于西川论稿的忠实解读而展开讨论的读者，恐怕要失望了。与此相对，本文尝试挑战的课题是，在西川对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考察的触发下，以我自身的方式，对当前政治和思想状况可以做到怎样的理解，得出怎样的论点。就这一点出发也可以说，我在本文中对自己课以的命题是，为了让被西川长夫这个专有名词所涵盖的某种思想在“作者死后继续生存”，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些什么的问题。 在此我所关注的，是西川在“‘新’殖民主义论”的题名下发表的一系列论稿。或许是因为其大多数论说此前都发表在日本国内的地方报纸以及国外的大学、学会，西川关于全球化以及“9·11”之后相关的考察，直到他逝世前两三年我基本都没有看过。不过，读过其所馈赠的《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论》以及《生存于殖民时代》等著作之后，虽不能说他的思考与我完全重合，但对彼此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交之处深有感触，这一点如今依然印象深刻。 这里所说的相交点，可以从西川以下这段话中得以体现。虽然有些长，但这些文字表明了西川“新”殖民主义论所指之方向： 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悲观的预想，即殖民地问题研究往往只是一个过程，而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要我们是生于被称为现代的这个时代中，就会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层面与殖民主义纠缠不清：无论是国家、社会的任一部分，还是任一组织的内部，都起着作用的殖民主义；在自己的身体以及内部所培育的，时而指向他人，强烈地释放出从而伤害到他人的殖民主义；朝向他者的视线、以他人为对象的暴力中潜藏的殖民主义；性别与身份、贫富与阶级、与身体的能力相结合的殖民主义……至于存在于国际政治力学关系中的殖民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殖民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以及各式各样的集团中，依其所占的位置的不同变换出各异的姿态，又或以隐藏自身的形式出现。① 这里，西川长夫指出，殖民主义并不存在可以实证的外部。换言之，他表明了对后殖民主义研究潮流的怀疑。很多人的理解中，后殖民主义之“后”，表示了其顺序关系的“××之后”或是时间关系的“××以后”，即将后殖民主义视为编年史上位于殖民主义之后到来的东西。对于这种看法此前我也提出过同样的异议。②后殖民主义，并非指殖民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它以事后行为(post factum)的方式表明了殖民主义之难以取代的情况。我们必须警戒殖民地的独立就代表了殖民主义的终结这种论调。进而，所谓殖民主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必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的定式思维也必须重新审视。这是需要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视为互相依存的体制的理由，也是不可忘记民族主义作为新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我曾一度将西川所思考的同一事态置于种族主义的脉络下考虑。当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割离的关系，我也清楚意识到，在考虑作为近代现象的种族主义时，也必然要考虑到其作为殖民主义的成立条件。种族主义一般并不因社会性差异而消除，而就其历史性作为问题研究时，也要求对种族主义和近代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考察。西川则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入手，切入与我所关联的这一问题群。因此，西川以下的忧虑，与我也是共通的。 每当我看到那些毫不反省自身的不足，仅仅满足于堆砌实证性研究成果就沾沾自喜的研究者时，总是苦恼于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或者说，对于这些无视自己内部殖民主义立场，却以正义一方自居，谴责殖民主义的非正义和加害性的研究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③ 作为对这种将自己置身于牺牲者一边，从而以正义一方自居的身份政治的防御措施，我提出以“理论”来对应，从西川的文字中则可以读出对殖民地研究的“理论”重要性的强调(当然西川本人所写的文章中并没有使用我所指的“理论”一词。因此，他对待理论的态度与我所持的观点并不具有匹配性，这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这一点本文并不打算深入，关于“理论”以及近代哲学所称的“超越论的批判主义”之间的断隔与联系这一问题，拟另文再叙)。 西川长夫以共同研究的形式展开“新”殖民主义的讨论。他自身接近问题的方法，也参照了包括自身体验在内的多个事例，有时还采用类似于自传的表现形式。部分原因在于被称为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形态的出现，部分则是出于他对自身与日本殖民主义责任之间关系的顾虑。这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他晚年发表的作品中以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作为新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全球化，与曾经作为帝国臣民一员的自己的过去，这不可分割的二者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对于既是对昔日日本殖民地支配负有责任的“皇国少年”之一，又是面对殖民地被支配者后裔的个体的“我”，在对世界结构性的历史变化进行分析这个课题上，究竟怎样的阐述才具有可能性呢？可以说，西川在此所追求的是，既不将自身的个人史剥离于世界史，又将自己的殖民地责任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二者综合性地接受。换言之，这种“生存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个体陈述，同时也是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局面，不断追问着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