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10-0164-16 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一直是晚清思想史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涉及晚清思想史的大转折，也与晚清现实的革命风潮有直接的关联，学术界对此多有着墨。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根据其研究重点与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较早期的研究，研究目标多聚焦在严复的社会达尔文思想方面。如杨宪邦先生在1980年代所写的《论严复的天演论哲学》一文，就是类似之代表。此文明确地把严复的天演思想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是晚清非常重要的思想突破，是晚清变法革命思潮的重要推动力。此文还认为，严复并没有彻底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将其视为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家。①诸如此类的研究多有一个假设，即严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源于西方，而较少顾及严复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如道家、《易经》的思想与社会进化论之关联；另外一类研究则试图摆脱所谓的中西二元的架构，并不将严复视为简单的西学接受者，而是挖掘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动用的各种思想资源，从一些基本思想议题出发来探讨严复对社会进化论的诠释，因此会较多关注严复的中国思想背景，这以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为典范。史华慈没有将严复看作是西方进化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东西文明的对话者。在此前提下，史华慈认为，严复诠释“天演论”其实是一种“有意篡改”与“创造性的转化”。不过，史华慈并没有在诸子学、道家与《易经》的内容部分做太多的发挥。②在此问题意识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严复如何利用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去理解乃至迻译社会进化论，如高瑞泉的《在进化论的传播背后——论“进步”观念在近代中国确立之条件与理路》一文，明确地提出严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与《易经》，乃至与《荀子》及《韩非子》之关联；③另外，既往之研究大多会肯定社会进化论与晚清革命思潮之关联，但并没有将进化论与革命思潮的其他要素综合起来考察，王中江先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较多地分析了晚清社会进化论与“天道”“富强”乃至“乌托邦”观念之间的内在理路，也考察了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与其“群学”(社会学)之间的联系，是少有的完整考察严复社会进化思想与晚清变法、革命思潮之关联的研究。④ 总体言之，关于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虽然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仍缺乏整体的研究架构，对严复思想中的一些看似矛盾模糊之处还无法完全厘清其思想史意义。如史华慈教授对《天演论》中所蕴含的“宇宙进化”与“人类选择”之间的思想冲突有相当系统的辨析，这一议题对于严复的《天演论》而言，实属相当重要的议题，但大部分对《天演论》的研究，虽会有所论述，但在这方面少有深入的探讨。而且我们一般将“富强”作为严复社会进化思想的主轴，但是严复对“富强”并非是全盘接受。那么，严复所阐释的进化论思想，核心的理论依据和历史标准究竟是什么？论述社会进化论，还需要其他“子观念”去作支撑，因而严复不仅翻译了《天演论》，也翻译了《社会通诠》这类社会学的著作。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的是，晚清的进化论思潮是否由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历史观)以及其他思潮共同发酵而产生的？晚清的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述，即是与社会进化论密切相关的议题，但这些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被割裂开来，因而无法呈现严复思想的整体脉络及其思想史的意义。 一、富强的秘密：“天道”的再诠释 社会进化的思想虽属晚起，但晚清以降，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由于政治衰败而引发的“变局意识”始终未有中断。随着时局的不断转变，对这种历史变化意识的表达却有其不同之处。如魏源在《默觚》中说：“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⑤不过，他同时也会用“运会”来表达对时势的看法，如他曾有诗云：“九重日忧勤，四海日疮痍。岂非运会间，盈亏各有时。”⑥无论是“气运”还是“运会”，魏源基本上持一种循环论色彩的历史观，强调人类不可能完全主宰天道之下的政治变化。此时的士人对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大多仍使用“世运”等词，更为激进的“进化”一语尚属未见。⑦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政治上的求变愿望在士人中不断地酝酿，但仍然未能突破传统的历史意识，儒家士人大多以“天理”及“天道”来审视人类历史的演进，将一时的治乱仍然归结为某种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运”与“运会”。虽然廖平、康有为的“异端”思想初现，但对于一般儒生而言，仍然在传统的历史意识中摇摆，这种保守性体现在具体的政治上，即为只强调器物之变，不求精神更新的洋务运动。 这种保守态势最终被甲午战争打破，在光绪二十年(1894)的九月至十一月间，严复与陈宝琛之间有多封书信往来，当中论及甲午战事，除开对北洋海军及主事者的议论外，严复明白地指出国人不思改变、不思进取的习气。在同年十月十一日，严复在给长子严璩的信中，对这种局面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⑧ 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二月四日、五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开篇严复即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 呜呼!观今日之世交，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構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⑨ 此段话以“世变”与“运会”为关键词，自然是有本于甲午战事的局面而言。严复虽以“运会”说明历史之流变趋势，但也认为，儒家“圣人”只能认识与顺应这种历史的演变趋势，而无法去改造与变化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