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5.008 对严复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还甚少专文从学科史的角度论述严复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形成的贡献①。近十多年来，虽有几本力作已经深入地揭示了严复针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而有所选择与变通地输入西方政治学说②，但是由于缺乏政治学科史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尚不能贯通说明严复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动机目的、方法手段及其贡献和意义。 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广泛接触了英国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回国后所译介的文字和发表的论著也多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因此有人称“政治乃其专家之学”③。但是严格来说，《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都不是现代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严复认为《天演论》是“理学西书”(《天演论·译例言》)，即哲学著作；《群学肄言》相当于社会科学导论性质的著作；《群己权界论》和《法意》虽然都被视为政治学经典名著，但是前者相当于社会哲学性质的著作，后者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哲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历史和宗教。若以科学研究的观念和要求，以专门探讨国家和政府的形成发展与构造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来衡量，同时结合严复自己的学术认知来看，则《社会通诠》和《政治讲义》更接近于近代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④，故本文即以这两本译著作为重点，论析严复对于建立中国近代政治学的贡献。 一、“物理”与“政理”：严复对西学学术体系的认知 受甲午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战后不久即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谋求救亡图存。“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然“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中学、西学既然如此反差强烈，其结论乃不言而喻。“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⑤ 基于对中、西学优劣高下的认识，严复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并身体力行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他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介绍始于1895年。这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开头就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群学思想大加称道，谓《劝学篇》为“劝治群学之书”：“不明群学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瘉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之学是也。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未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⑥严复通过这段文字概述了西国学术政教所以致富强的内在关联，这也是他后来论述西方近代学科的基础⑦。 严复关于西学学术体系的认识基本来自斯宾塞于1873年所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严复将其译为《群学肄言》⑧。《群学肄言》“缮性第十三”篇中细致地论述了各门“科学”对于研治群学的必要性。“欲治群学，非先治心习不可。然而心习非虚而无验，若俗所谓心术者也，思理之所由通，识地之所由实，皆于此而课之。欲保其天明，而祛其物蔽者，舍科学之磨砻锄溉，殆无由矣。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是故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以本之为心习，夫而后有善事之利器，是三科者，取其一而遗其二不可也，为其二而靳其三亦不可也。”⑨严复读此书“在光绪七、八之交”⑩，“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闲，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11)，“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2)，“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13)，故对其印象深刻。在甲午战败之后，他更加意识到斯宾塞所说的西方“群学”是西国富强的根基，也是中国振衰起弊的良药。因此不仅在《原强》和《救亡决论》等文中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大加称颂，并且于1897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先是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劝学篇》，包括《贬愚》和《倡学》，即《群学肄言》的前二篇。“《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其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14)。“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生之事操其本耳。”(15)显然，严复当时非常重视群学的治世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对严复所理解的群学，不能简单地以后来一般所谓的社会学来加以比附，实际上范围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