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海外游历游学的历史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保安,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济南,250014。

原文出处: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出洋游历游学是清末政府为提高官员素质所采取的举措之一。官员出洋从出于交涉之需,到与开启官智相结合,经中外合力推动,在五大臣出洋与翰林、进士游历游学的刺激下一度达到高潮。1906年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官员出洋的管控,同时加大了派遣贵胄出洋的力度。游历游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素质,促进了清末新政进程,但由于经费、制度、视野等问题,并未取得应有成效。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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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6)06-0104-14

       提高统治阶层的素质成为晚清政府因应变局的众多举措之一。学界对此讨论多集中于科举制度改革与新式学堂建立等问题,对于当时官员在职培训着力较少。相较于抡才大典的彻底变革,培训旧式官员只能算作在原有基础上的弥缝补苴,但在彻底革命尚无法完全推动、甚至不能随便言说的情况下,对原有政制的调整与修补,很可能是衡量各方得失的最佳选择。学堂造士为时太久,新政又“必不可停政而待人”①,为改革之需,培训旧式官员,提高官员群体的素质与能力,其意义自不待言,即所谓开官智“为万事之起点”②。今人对于科举改革的研究也证明,过激、过快的科举变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其积极作用。因此,对旧制度进行“修补”的官员培训,作为晚清改革事项,需要深入挖掘之处尚多。

       提高官员素质,按梁启超的说法,叫做开官智,与开民智、开绅智并提,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为提高官员素质,清政府推出大量举措:设进士馆、仕学馆、课吏馆等专门教育机构,提倡官员衙署内读书、研讨等等,而选派官员出洋学习也是开官智的重要方式。晚清官员出洋学习可分为游学与游历两种。

       游学、游历本指传统士大夫外出寻师求学、加强历练的文化活动,原不分国内国外。近代以来,随着“师夷长技”思想的传播与国家局势的日益危殆,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的主要途径。游学、游历渐被理解为出国学习的教育过程,游学是入外国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学习,游历则是对国外情形进行考察。清末政府除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外,还制定并大力推行官员的游历游学制度。既往学界对官员游历游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收集整理与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尚缺乏对晚清官员游历游学的整体系统研究。③本文拟以官员游历游学为例,对晚清政府试图改造官员群体以挽救危局的努力作一探讨。

       一、清末官员出洋学习之背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逐渐产生认识、了解“夷情”的主观诉求。1866年2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称:“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④时值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国,奕便请派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携子率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游历,遂有近代中国官员首次出洋。

       两年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与受聘为清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该使团于1868~1870年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著《初使泰西纪》记下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观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可以深长思’的东西”⑤。1870年,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委任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为天津教案事赴法国“道歉”。时值巴黎公社革命,内乱使他长达一年无法完成任务。期间,崇厚带人赴英美小游。游览之余,考察学习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崇厚使法日记》成为“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珍贵记录”⑥。

       1870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等洋务派官员多次奏请遣使外洋。在李鸿章看来,派使臣出洋,不仅对交涉有利,同时可对“各国兵制、船政、军火、器械……探赜索隐,若能深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⑦。此后,清政府派出的外交官们大多在日常工作之外,承担了游历考察之责任。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交涉使臣出洋以外,一些普通官员也开始涉足海外。1879年底,时任道员的王之春赴日游历一月,作《谈瀛录》三卷。次年,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同知李筱圃赴日观光。⑧两人赴日,表面上似乎并未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但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时人已察觉到日本的潜在威胁:“防俄必先防日……顾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则无由攻瑕击隙,以制其死命。而又虑临之以师旅则易启事端,重之以使节则反遭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动声色,直探巢穴,密访周览,洞悉虏情于胸臆者,久之难其选,王爵堂观察闻命奋袂请行。”⑨王爵堂观察即王之春。李筱圃对东京博物院故意陈列中国鸦片烟具与旧式兵器,刻意贬低中国的做法极为“愤懑”,认为日本“居心已显然可见”,不值得与其谈论邦交之事。⑩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师夷长技”的思想与实践得以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西方世界,拓展官员视野,有人提出派官员专门考察游历的主张。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折建议,为训练洋务人才,改变士大夫“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状况,可令出使大臣带翰詹部属出洋游历。此建议得到清廷认可,但由于当时官员多视海外为畏途,故具体实施一直拖到1887年,经光绪帝严旨催促,六部方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6月12日至13日,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共选拔出傅云龙等12名游历官员。根据总理衙门拟定的《出洋游历章程》,游历人员“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并要留意“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等,将所写手册录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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