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阶层由士入仕传统与单一的出路逐渐为多元化的选择所取代，报人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新式职业。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①，是接纳本地知识分子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少江苏籍知识分子如王韬、沈毓桂、蔡尔康、黄协埙、高太痴、陈冷、雷奋、彭翼仲、汪文博、罗振玉、朱祖荣、曾朴和包天笑等，都曾投身于报业。他们主要活跃于上海②，或短期从事，谋食求生，或长期服务，成为职业报人，甚至因此驰名社会。有关近代报人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知名报人的个案、报人论政、身份认同、地位演变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相对而言，对报人的职业生存状态关注甚少。报人的职业生存状态指以报业为谋生方式所显现出的一般职业生活境况，主要包括职业认同、自我满意度、职业收入和职业稳定性等方面。本文通过梳理和考察活跃于上海的近代江苏籍(包括上海)报人职业生活境况，管窥近代报人的一般职业生存状态。 一、职业认同度较低 鸦片战争后，社会舆论对习西学和以此为业者表现出很强的抵触，律师、西医、翻译和报人等近代新式职业都因非“正途”而为社会不齿，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如翻译，曾谋食于墨海书馆的王韬就坦称“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是“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之辈[1]31。早期报人主要供职于外人报馆，“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是非而轻薄之”，因当时“社会普通心理认为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其举动，猥琐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左宗棠更直白地表明自己的厌恶：“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2]109张之洞则道：“其始皆出自洋商牟利，故于事之是非虚实，不免失真，且所录多齐语郢说，无关宏远，宜为士大夫所不屑道。”[3]3317甚至梁启超也认为“从事斯业”的早期报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4]48。初期报人不仅受社会非议，职业不被认可，在外人报馆中地位亦不高，王韬愤言道：西人“见我文士，亦藐视傲睨而不为礼”[5]26，华人“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5]13。 对晚清投身报刊业的苏籍报人而言，最初涉足这一领域，往往是受生计所迫或屡试不第的无奈之举，“皆惟糊口于外人篱下，志在求食”[6]60。苏州高太痴、南汇黄协埙和嘉定蔡尔康都因科举失意转入报界。蔡尔康“及入秋闱，堂备满荐，八试不售”[7]，“秋闱屡荐不售”[8]5。1849年，王韬因父亲病逝，家境衰落，不得不赴沪谋食，“托跡海陬，为谋升斗计，以上奉高堂色笑，初非得已”[9]88。1850年，科场落第后的吴江沈毓桂在“家徒壁立，跡类蓬飘”之时，不得已“淡然于世俗”[10]，将讥笑置于一边，至沪佣书。在传统“士—仕”职业之路不通和生活压力之下，他们被迫选择寄身报馆，内心杂陈矛盾、无奈、沮丧与不甘多种滋味。 正因如此，报人对自身偏离科举“正途”，进入为社会不齿的“末途”报业多存愧感，职业自我认同度较低。王韬对自己“佣书”西人心生悔意：“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苛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11]921859年，管小异向王韬言及其拒裨治文延修西书之事，表示了不会“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的“气节”。王韬深感愧疚，申辩其佣书时“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11]92，试图以谋生与并未尽心译书来博得社会舆论的谅解。然而这不过是王韬聊以自慰之语，他自己也感觉辩解苍白乏力，内心充满着挣扎、自责与不安，“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9]51-52外界的压力与职业非正途的自我体认，使得早期苏籍报人内心充满自责，很难做到职业自我认同，甚至于不敢公开自己的报人身份。光绪年间，武进沈任佺谋生于上海某报，“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2]113。 在这一情形下，诸多苏籍报人仅将报人视为谋生手段，缺乏提升职业技能的内在动力。早期报纸的内容空洞乏物，《申报》主笔黄协埙指出：当时报纸“多侈谈海外奇谈，以博阅者之莞尔”[12]116。曾任《申报》编辑的松江雷瑨批评道：早期报人“惟以省事为要诀”，“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闳旨。国家大政事大计画，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不敢形诸笔端，故报纸资料大多模糊而琐细”[12]117。《时报》馆主笔陈冷坦承其职业生涯前期只是出齐报纸内容了事，而不会主动研究提高报刊质量的方法[12]35。正是缺失核心要素“新闻”，早期报纸虽兴数十年而在社会上“无纤毫之影响”[4]47，使得时人以为报纸不过是洋商的一种商业活动，与自己“无若何之关系”。报纸地位如此，其从业者自难引起社会关注，被视为“落拓文人，疏狂学士，或借报纸以抒发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就不足为怪了[12]117。 至戊戌前后，随着中国人自办报刊数量的不断增加，报人形象开始有所改变，“迨梁启超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13]85。清末新政实行后，开放报禁与言禁，报纸数量增长迅速，1901-1905年内地新办报刊数分别为33种、46种、54种、76种和88种。③报纸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台戈公振将之归纳为“平民化”“艺术化”和“世界化”。报刊数量的扩大和内容的变化，表明了报刊正日益成为大众信息来源不可或缺的渠道，广闻博见“必赖乎新报馆之设也”，报馆“夙与学校并列”[14]。1905年3月，陈冷在《时报》上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指出“一人之见闻有限，一人之知识有限，唯报纸则能以天下之见闻集”，阐述了报刊传播信息的重要效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