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目标，也是洋务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迄今学界对于晚清军事工业的创办与建设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①不过，专门从工业区位选择与布局的角度研究晚清军事工业的成果尚不多见。向玉成、张忠民等学者从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揭示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为便利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及人员，主要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和地区，后因相继遭受中法、中日战争的冲击，国内安全意识增强，军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②上述观点，大致概括为“两阶段说”，即以甲午战争为界，晚清军事工业大体经历了由战前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到战后注重向内地扩散的布局转变。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以下简称“江南制造局”)由洋务派建立，是甲午战前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近代军事工厂，有关其区位问题的争论，始终是时人及后来学者关注的焦点。向玉成、张忠民等学者在讨论晚清军事工业布局问题时，毫无例外均以其作为重要的例案。笔者在阅读相关档案、文献过程中，特别是重点研读晚清练兵处、陆军部相关档案时，一方面，赞同上述学者将甲午战争作为晚清军事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重要节点的看法；另一方面，深感既有研究过于简单、片面，对若干重要军事工厂区位调整及其失败的分析和解释有欠深入。实际上，甲午战后清政府对于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经历了“大力向内地扩散”、“就沿海已成之局继续扩充生产”及“集权于中央，统筹发展南、北、中等重点军事工厂”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将追溯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调整的决策经过与执行结果，剖析影响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种种因素，进一步解释江南制造局迁徙方案的提出及其搁置原因，以就正于方家。 一、“移设堂奥之区”：甲午战后初期军事工业布局调整 晚清军事工厂的建立，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主要由镇压太平军的湘、淮军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奏准创办。虽然这些军事工厂的设立曾得到清政府批准，及部分中央大员，如奕、文祥、桂良等亲贵的大力支持，但清政府并未正式发动或领导这场近代军事工业运动。晚清军事工业的建立既非清政府的统一决策，也不受其集中控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③ 这些由湘、淮军首领创办的军事工厂，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不仅是军事争夺的主要区域，也是列强早期在华活动的主要区域，中外贸易与交通便捷，在该地设立军事工厂，既便于就近供应军队需要，又便于从西方引进人力、物力，获取必要的物资装备。因此，从地区分布来看，自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前，这一时期是“沿海通商口岸布局”(以下简称“海口布局”)时代，大多数军事工厂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不过，随着一些洋务派重要首领军事活动与行政管辖区域的变化，在福建、陕西、甘肃等地也出现少数近代军事工厂，④但规模较小，成效不彰，地位并不重要。据吴承明先生统计，甲午战前全国共有19家军事工厂，雇工总数达一万余人，所耗经费总计约5000余万两，⑤相当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⑥晚清比较重要的军事工厂有：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五家，除了湖北枪炮厂居于内地，其他均位于沿海地区。 随着外国势力对华军事威胁的进一步加深，朝野有识之士对军事工业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亦随之上升。实际上，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军事工厂的创办者，对此也早有警觉。早在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指出：“沪津各机器局当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便起见，设有警变，先须重兵守护，实非稳著。嗣后各省筹添制造机器，必须设局于腹地通水之处，海口若有战事，后路自制，储备可源源运济。”⑦但为便利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与技术人员，清廷仍采取就近供应军队的部署。中法战争期间，位于福州马尾的军事工厂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重创，主张在内地兴办军事工业，并设法将沿海军事工厂迁往内地的官员不断增加。但甲午战前，这些建议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除了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创办或扩充个别内地军事工厂，如位于湖北的汉阳兵工厂之外，清政府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布局调整并未诉诸行动。⑧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沿海门户洞开，激起朝野各方对军事问题和军工建设的进一步关注与反思。不少要员上奏朝廷，要求尽快在内地办厂，制造枪炮弹药。譬如，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张之洞即上奏：“枪炮子弹，均非多设局厂速行自造不可。凡要冲之地、根本之区，均宜设局。”他特别指出，军事工厂“尤宜设于内地，有事时方能接济沿海沿边。若设于海口，既嫌浅露，且海道梗阻，转运亦难”。他明确表示军事工厂的选址，内地要优于沿海海口地区。因此，张之洞建议，除进一步筹款扩充由其创办并经营的湖北枪炮厂之外，对于“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制造局”，“应各就本省情形，量加扩充”；对于福建船政局，“现有大锅炉机器及打铁各厂，并多谙悉机器员司工匠，若添枪炮机，似乎费可较省，工亦易集”，也适合扩充发展。“其余如奉天，根本而道远，难于接济，宜专设一厂。陕西奥区，且可以接济西路，亦宜专设一厂。”至于各厂“所制之器”，他建议“大率皆宜以小口径快枪及行营快炮为主，或枪炮兼造，或枪炮分造一项，总之必宜择定一式，各厂统归一律，以免诸事参差”。⑨ 此时张之洞关于军事工业布局调整的看法，并不激进。一方面，针对甲午战前设厂偏于沿海地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他力主多在内地安全区域设立军事工厂；另一方面，对于沿海已成之各厂，如上海、天津各厂及福建船政局，他并未主张停止生产并移往内地，而是希望充分利用既有机器设备及工匠等有利条件加以扩充，以尽其所能生产武器弹药。可见，这是一个主张沿海与内地共同发展军事工业的布局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