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11-0062-17 中外开平矿权纠葛涉及晚清官场各派利益的角逐①。开平矿权中外纠葛中，张翼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的矛盾及张、袁进退，与丁未政潮前后官场权力重组密切关联。后期的中英开平矿权纠葛涉及开、滦合并。论及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的合并，魏子初称袁世凯之所以批准两者“联合”，缘于“军阀政权向帝国主义献媚，寻求庇护，这是主要的”。此外，开、滦煤矿之“联合”“对开滦的资本家有很大的诱惑性”②。在熊性美看来，“英人之所以能侵占开滦煤矿，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国享有帝国主义特权。英帝国主义者享有特权并和当权统治者相勾结，是他们能够控制开滦煤矿的先决条件”③。他认为开滦矿权问题从经济方面来说，在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又找到了实现的条件④。实际上，所谓市场与官场角力兼相互渗透，竟致开平矿权再回故辙，滦州煤矿矿权沦于英人手中。清季国贫民弱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实为殖民者攫利正当性之自我赋权。笔者根据一些新史料，觉得有必要再度检视开平矿权纠葛之历史动因。 一 官场冲击 晚清官督商办模式的开平煤矿矿权为一块肥肉，以张翼为代表的宫廷、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及以英帝国为代表的东方辛迪加对其进行三重利益分割。围绕偏重求利或求权，张翼与袁世凯凭借晚清官场规则或潜规则展开了较量。而晚清官场规则有其自身的运作轨迹，张翼或袁世凯在权力场角逐的浮沉，导致双方在开平矿权的影响上此消彼长。这种态势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动因，甚至关联着丁未政潮。 1.张翼及其政治靠山 针对张翼在英一审所谓“胜讼”并取得副约的承诺。敌手袁世凯另有应对。1905年4月1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七日)，袁世凯有《奏陈核办开平矿案讼事折》，称“张翼赴英质讼，仅争到照副约办事，他无办法，遂牵强含混，自谓全(权)已收回”⑤，认为张翼远未做到收回开平矿权，应严饬张翼继续留伦敦争权。清廷赞同袁世凯的处理意见。“仍著袁世凯严饬张翼全数收回，切实妥订，不准含糊牵混，致贻后患。”⑥弱国无外交，中外开平矿权纠葛的处理也如此，张翼赴英诉讼不可能再争到更多权益。张翼应对的策略是“径行回华”⑦。据称张氏“到津后，将涉讼得直各节禀蒙前北洋大臣袁。奏奉恩旨以道员用发往北洋差遣委用，仍由袁世凯督饬妥筹办理”⑧。张翼并未受到实质性惩罚。这与张翼党附两代醇亲王密切相关，正如郑观应所云：“开平矿务局自总办唐景星故后，接办者为张燕谋(即张翼)……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马(码)头改为私产售与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一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一不集股商会议，私招英人入股合办，得洋人酬劳费五万磅。”⑨所谓“醇邸”即其政治靠山。翻阅《醇亲王载沣日记》，多处可见载沣与张翼的亲缘关系。 张翼与醇亲王的联系以往学界涉及不够。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可见就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及其善后，两者联系有多个方面：第一，张翼往醇亲王官邸传旨或送信⑩，充当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与皇室信息沟通的角色。第二，张翼或差使往醇亲王官邸送书报，报刊涉及《时报》《直报》《中外报》《新闻报》等(11)。第三，张翼与醇亲王等常有往来联络(12)。第四，张翼参与外交接待，特别是辛丑条约达成，张翼得以陪伴醇亲王载沣专使往德国谢罪等(13)。总之，张翼身兼开平矿务局督办的同时，又能伴随载沣赴欧洲参与外事活动，可见其时他依附皇亲国戚能在政坛呼风唤雨并如鱼得水。这亦是袁世凯多次上折，致张翼等被迫往伦敦兴诉讼，归国后虽落魄但政坛上仍属不倒翁的原因。 张翼赴英诉讼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作为上司的袁世凯对张翼并未穷究责任，主要慑于张翼与载沣乃至慈禧太后的关系。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卷四中撰“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一条，谓：“张翼旧在醇府饲马，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庚子乱时，盗卖开平矿产，为袁世凯所参，入英涉讼经年，久之始议赎回。”(14)入职开平煤矿多年的王冠东著《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亦称张翼的继室和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15)。但总的来看，在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中，张翼等在开平煤矿事上处于劣势，“世凯参其(张翼)私鬻开平矿产解职，涉讼英廷二年，怏怏归，遂一蹶不起……其锋芒亦可畏矣。”(16)在此背景下，张翼集团有树倒猢狲散的威胁。1905年，随张翼伦敦诉讼后自行归国的严复，对自己英国之行颇为后悔。他不仅在经济上有亏损，更重要的是得罪了袁世凯利益集团。之后友朋向袁世凯推荐严复，果然受到拖延，正如严复在其家书中袒露；“天津信来，言陈玉苍、严范孙皆在项城处极力荐我，项城则姑徐徐之；至吾之意，将一切听其自然。”(17)虽然袁世凯看重严复的才华，但并没有马上接受并启用严复，当与开平矿权纠葛中严复的所做所为有密切关系。 2.袁世凯与丁未政潮 张翼赴英伦诉讼无实质性收获但归国后未受处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清廷官场倾轧日益激烈。中外开平煤矿纠葛引发的张翼与袁世凯的利益冲突，背后涉及晚清政局中官场权利纠纷。在此前后，政坛权力斗争已发生变化。 就外缘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言，袁世凯集团与清廷权力中枢关系非同一般。袁世凯以贿赂奥援奕劻，正如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称：“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近贿动辄三四十万。又与其子载振结盟为兄弟，倾赀以媚宫闱。”(18)刘体智亦称袁记新军扩展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19)。刘体智为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1896年入京娶孙家鼐之女，亦入李鸿章家私塾与李氏子弟学英文。他对晚清政局多有所闻，或亲历其中，其“亲闻庆亲王佞幸董遇春言庆府事，故能披露此项开支之实况”(20)，其言当可信。不仅袁世凯、奕劻等拉帮结派，其对立面瞿鸿禨、岑春煊等亦互通声气，两派争权夺利，酿成丁未政潮。简言之，丁未政潮源于瞿鸿禨联合岑春煊等人，与奕劻、袁世凯等进行派系斗争。《凌霄一士随笔》云：“瞿鸿禨以勤敏见赏于西后，军机大臣中力能与奕劻抗者，惟鸿禨一人，而尤与世凯不洽。”刘体智则称：“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21)慈禧太后所以器重瞿鸿禨等人，有其原委。八国联军侵华，瞿鸿禨西安护驾，受清廷器重。清末新政也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围绕争权夺利，瞿鸿禨、岑春煊等人与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倾轧日趋严重。瞿鸿禨授意汪康年办报作该利益集团的喉舌，《凌霄一士随笔》称汪康年系“鸿禨门生，且有姻亲关系，时办一《京报》为鸿禨机关，与袒庆之《北京日报》各张一帜，旗鼓相当。”汪康年于1906年在京师创办《京报》，“《京报》出版，对于庆亲王父子及其私人，讥刺备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