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

作 者:
高地 

作者简介:
高地,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03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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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以世界性的眼光认识和思考问题。西方学者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认识理路,有必要作为我们反观和反思自身的“他者视域”加以研究。

      西方学界对我国德育问题的专门研究始于近代。其早期研究多以宗教为主,数量较少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西方学者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在视角、主题和方法上走向多维与深入,在数量上也与日俱增,现已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问题视域。需要指出的是,已有多数成果并不直接以“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国特色术语作为主题,而是主要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视域和问题意识加以界定。总体而言,以政治学为研究背景的学者较多关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及其教育传播,青少年及儿童的民主、公民意识教育;历史学者侧重考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演变轨迹;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研究我国青少年、儿童的道德发展状况及德育教育方针;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立足于经济学视角以探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效果的文章;展开多国比较,尝试把中国德育教育纳入更大的跨文化研究视野进行审视,是当前海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意识到,要理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追溯其理论源头,分析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德育意蕴。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治经济学和教育事务主管约翰·摩根(W.John Morgan)认为,尽管马克思本人可能对“道德”这一概念不屑一顾,但他从根本上对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的道德教育有着浓厚兴趣。考虑到要对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动机给出合理解释,马克思需要一个道德教育理论,同时也将其作为规范性目标。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和心理环境,这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自身共同境遇并进行自我改造的机遇。无产阶级运动是大多数人的自觉运动,这必然伴随着人的觉悟的变化,而人的认识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③。由于马克思相信劳动人民投身革命斗争是个人和集体的自我实现,“当共产主义工人们组成联盟时,教育与宣传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④。由此,马克思式启蒙运动的剧本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人们如何发明新的生产工具而减轻人的负担的故事,也是一个他们如何形成更加确切有效的良知的故事,即一个道德教育的剧本”。人们可以将这一逻辑理解为马克思的德育观,因为它阐明了“道德、理性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可能关联”⑤。

      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教授理查德·米勒(Richard W.Miller)认为,对于那些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赋予他们一个兼具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重要少数”角色。这一角色反映了读书、研究、学术讨论、熟练宣传在运动中的作用,因为运动的政治效力依赖于难得的社会洞见,以及对力图扭曲事实的社会影响的反击。但是,在民主参与进程和大范围的工人运动中,这些教育者也同时被期待向那些得到他们教育的工人阶级学习。如果缺乏这种锻炼,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会整个陷入大学或其他体面的机构中,他们的洞见会屈服于顺从⑥。

      摩根等人结合列宁的有关思想作了进一步分析。无产阶级经由知识分子的领导而获得阶级意识,这导致一种“两段论”思想的产生——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仍然需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革命的敌人,以保证生产工具和财富分配的共同所有权;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消亡。根据这一理论,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一般结果是走向“国家驱动的社会主义”(state-driven socialism)。教育系统作为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保证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权,同时为党和国家提供干部资源。“国家驱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德育目标,服务于促进社会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是推动社会进入最后共产主义阶段的手段,而优先考虑的是建立共产党在思想及物质上的领导权。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法性吗?马克思的回答可能是:斗争的手段由物质条件决定,而人们将在物质条件中发现自身,因为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也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这可以被看作手段与目的、理论与实践在革命现实中的统一⑦。

      当代西方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其中的德育意蕴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了解和深思。然而,在理论上,一些学者受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影响,把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及其教育的理解诉诸于某种超历史的价值,它“要么被解释为依赖某种普遍人性概念的功利的自然主义,要么被解读为康德式的对普遍公正和正义标准的诉求”⑧;在对实践的认识上,尝试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努力又常常复归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如:有学者以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为依据,说明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合理或不可行性,或认为当前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大于内容”⑨,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辨识的。

      二、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

      当前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西方学者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的主流观点是:这是一场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全社会范围的宣传教育运动,教育对象以新一代青少年为主,手段途径多样,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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