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6)10-0026-005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完成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以其英雄般的史诗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科学细致、全面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保证。聂荣臻曾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1](P204)总结长征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与经验，对于新时期继续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一、红军长征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长征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重要作用，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宣布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人民的道路，并在11个省内散布革命的种子。长征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表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成功培育和塑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是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情极为严重、地域广大、生活艰苦、斗争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长征途中，红军每天都要面临几十架敌机的侦察轰炸，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敌我军事实力悬殊，途中没有根据地可依托，所经之地大多贫穷落后，部队要筹集到所需给养十分艰难。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就是使红军保持高度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让广大官兵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英勇牺牲的精神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为要旨的政治工作：与敌军作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着重激发官兵的战斗情绪；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则着重坚定官兵克服困难的决心。如红军将士高唱着“过雪山，我们是顶天立地；过草地，我们是盖天铺地。我们不愧是天地的主人”；即使在宿营、行军时，政工人员仍深入连队进行消除行军疲劳、提高部队士气的宣传鼓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极大激发了红军战士的主观能动性，成功地培育和塑造了战士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被世人称道的“长征精神”。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2]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支撑红军战士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支撑着他们走出了荒无人迹的草地，翻过了白雪皑皑的雪山，给予了红军战胜强敌、攻克天险的勇气。“长征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精神基础，也书写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2.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注重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 长征的胜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克服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错误统治，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上节节失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转移。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和长征初期党和红军遭受的挫折，指出王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后，红军各部队协同作战，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迅速取得战略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作出了北上川陕甘的决定。然而，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拒绝北上，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针对张国焘极端错误的行为，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及时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强调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团结了当时拥有全部红军数量最多的四方面军，使得已经触发了的政治危机转危为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以科学的决策和坚定的信念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维护了党的统一、红军的统一及党的正确路线在广大红军部队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3](P150)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红军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充分发挥了“生命线”的重要作用。 3.坚持群众路线来传播“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P79)在长征途中，红军通过各种方式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传播革命的火种，传播“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群众路线，不但加强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赢得了“民心”，还武装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红军每到一个地方，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军队的组织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用严明的纪律和实际行动最广泛地争取了群众对红军及其道路的认同。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捐粮草，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照顾掉队的伤病员，甚至参军打仗，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战士的远征。红军长征途经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其中，红四方面军4/5以上时间穿越于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红军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特点，有针对性地向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的三大纪律。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和解。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严格政治纪律，绝对禁止对少数民族进行骚扰；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开展宣传教育，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和红军严明的纪律，使少数民族领袖和地方宗教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仅不阻拦红军经过，反而帮助红军筹措物资，有些少数民族首领还和红军领导人交了朋友或结为兄弟，也使国民党利用民族矛盾和地方宗教势力消灭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