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2016年12月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出版500周年纪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500年时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本书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传开后，全国当即涌现了宣传和学习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热潮。同年5月，北京卫视开始播映50集电视政论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五百年》，2014年1月又出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您当时也在《北京日报》和四川的《党政研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答问》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纵横谈》。中国工人出版社约请您主编一套“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共有20册，您精选了25位历史人物，这套书您已经送给我拜读了。今年秋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您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丛书”四卷本。为纪念《乌托邦》出版500周年，我也写了《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及其时代价值再认识——纪念<乌托邦>发表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将在重庆《探索》杂志发表。在学习《乌托邦》的过程中，深感关于这本经典名著还有许多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大小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加深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微观方面，我们已经探讨了《乌托邦》为什么不用近代英文而用古拉丁文写成等八个问题，整理成《<乌托邦>细节轶事考辨》一文，将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今天我们再探讨《乌托邦》一书宏观方面的五个问题。 高放：《乌托邦》一书我读过好多遍，搜集到我国先后出版的20种中译本(其中台湾有四个版本)。1956年我国刚出版戴镏龄的译本，我就买到读过。1958年我国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全国出现声势浩大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记得当年秋后，我和我们系的本科学生一起到河北省遵化县参加人民公社运动，村里贴有这样的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当时我头脑发热，下乡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前，为了配合并推进人民公社运动，我独自赶紧选编了《论共产主义公社》一书，主要是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言论，在附录中第一篇我就是从《乌托邦》一书选录了关于谈共产主义社会景象的内容39页之多。此书近18万字，于1958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9月又出第2版，累计印数143233册，有较大社会影响。以后我在开设“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时，又多次再读此书。此书的确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多次都闪现过它的身影。当今重读，温故知新，多有感受。你还需要弄清的问题，除了微观方面的问题之外，宏观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一一提出，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否精准 黄帅：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涉及一个在中文里如何精准翻译的问题。恩格斯的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按照恩格斯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其中“空想”一词据说在德文版中就是用“乌托邦”，难道乌托邦就是空想吗?纯粹空想的东西怎么能发展为科学呢?乌托邦既然有合理的理想、合理的科学因素，为什么不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呢? 高放：多年前我查过《牛津英文辞典》，从其释意中可以体会到“乌托邦”一词有双重含义：其一，空想(dream,fantsy)；其二，理想(ideal)。前者是贬义，后者是褒义。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显然是取其贬义，这样的确会引起误会，或者令人费解。有的学者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是起源于日文，中国人是把日文使用的“空想社会主义”移植到中文中来。实际情况未必如此。1978年8月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也跟着电台广播学过一点日文，在日文中既有用日文假名音译“乌托邦”一词，也有用中文译为“空想”或“理想”的。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译的。 20世纪初，我国书刊中在翻译外国人写的或自己写的文稿中用过“空想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主义”两种说法。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选用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例如，1912年6～9月上海《新世界》期刊连载的施仁荣译《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还收藏有一本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孙卓章著《社会主义史》，书中第一章标题就是“理想社会主义”，章内分为三节，分别评介柏拉图、穆尔(即莫尔)、康拔列纳(即康帕内拉)三个人。评介莫尔时说：“穆尔内一理想岛，建设理想制度。”[2]书中评介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时认定他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3]，是“理想社会主义者”[4]，从未用“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孙卓章写的这本《社会主义史》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的一种普及读物出版，在1924年10月初版后，又在1926年11月再版，1933年10月又出“国难后第一版”。可见其社会影响较大。书中一直用“理想社会主义”而不用“空想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从褒义来肯定乌托邦，这比用“空想”作为贬义来界定乌托邦，确实要更好些。可惜我国后来通用“空想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