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20世纪初欧洲思想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哲学内容”这一说法，德国共产党(KPD)当时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首创者K.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提了出来(柯尔施，1989：1)，并针锋相对地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按其本性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柯尔施，1989：37)。 柯尔施提出这个“理论上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柯尔施，1989：55)的动机，决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的并不是)从理论上弄清马克思的哲学观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他提出该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他同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一样察觉到了：把哲学从自身中排除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上“最大的”和“决定性的”危机。比如说，被看作“在最适当的意义上是第二国际一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R.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做出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科学的解释才是自己正当的理论任务，而只有绝对客观中立、脱离政治并远离阶级斗争的、仅仅以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因果联系为目标的纯理论考察才可以被称为科学的考察。这种理解的直接后果是：“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包括洞悉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而且也没有实际行动的含义。承认必然性是一回事情，而为这必然性做出贡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柯尔施，1989：26)也就是说，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之间是如此的割裂，以至于他们研究出来的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成果只具有开放的结果，它们可以偶然地导向革命的实践，可以导向改良的企图，也可以反过来反对革命的实践。总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它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实际的革命任务要去完成”(柯尔施，1989：29-30)，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纳入这些理论家的思考范围，已经从他们的头脑中移除了。 马克思主义的书斋化、实证化、无害化、非哲学化、非革命化、非批判化等等就是柯尔施所担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危机。柯尔施认为，应对这场重大危机的当务之急是重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态度并“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尔施问题”的提出与其说是为了探讨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倒不如说是柯尔施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而进行的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而使之重新革命化、批判化的斗争。同马克思一样，柯尔施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作为革命家，出于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化的动因，柯尔施大谈特谈马克思始终没有抛弃哲学、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大谈特谈哲学的革命性、哲学对实践的辩证关系、哲学对现实的颠覆等等问题，就都不难理解了。 问题是：柯尔施的解释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柯尔施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这种解释就如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一样，存在着某种误读?马克思会怎么看柯尔施对“柯尔施问题”的解答?或者说，马克思会在什么意义上同意、在什么意义上不同意柯尔施的解答? 二、柯尔施在什么意义上主张哲学的现实性 柯尔施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的方法(参见柯尔施，1989：6-7)、做了二元论的反映论观点的俘虏，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辩证关系了(参见柯尔施，1989：5)。在他们看来，一种思想观念和意识现象是不是“现实”，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镜子式地符合于非观念性世界中的非观念性对象。(参见柯尔施，1989：53)因此，他们把“现实”分成了三个等级：首先是经济现实，这“在最终意义上讲是唯一客观的和非观念性的现实”(柯尔施，1989：42)；其次是政治的和法的上层建筑，即“法和国家”，这已经不那么现实了；最后是包括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在内的“纯粹意识形态”，由于在非观念世界中根本找不到可以被这些表象镜子般地反映的对象，它们当然不具有“现实世界”的公民权，而只是仅存于空想家头脑中的错误、幻想和伪现实，是“纯粹的无用之物”。(柯尔施，1989：43)柯尔施认为，对“现实”的此种理解必将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中思想斗争的必要性被取消了。既然观念的东西只是从属性的和非独立性的，那么自然地，只要进行非观念性的现实斗争就可以了。既然关于法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以十足的费尔巴哈式的方式”被还原为“它们的物质的和世俗的核心”(柯尔施，1989：39-40)，那么，只要进行针对这种世俗核心的革命就完全足够消除“它们的观念现实”了。既然宗教的、哲学的和艺术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的物质存在中并没有对应物，它们根本就只是缺乏客观性的“幻想”，那么，同幻想作战就更没有必要了。另一方面，理论本身的批判性也被取消了。既然意识的真理性在于它对现实的“镜子式的反映”，那么，以物质现象作为对象的经济学、法学等等理论在其本性上就是迎合和适应现实的，是实证的而非批判的；既然哲学与现实是相互外在的，既然哲学纯粹是空想家们臆想出来的没有现实性的幻想，那么对它进行研究自然是浪费时间，把它抛在一边的做法也就再正当不过了。 为了反驳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为“哲学的现实性”正名，柯尔施提出了对待现实的辩证的、整体性的方法。从整体性上看，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的东西并不是对对象的一一对应的、镜子般的反映，相反，经济学、法学等等“观念现实”之间的真正联系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特定部分”与这同一个整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参见柯尔施，1989：53)；而被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视为“纯粹虚构”的哲学、宗教、艺术等“更高的意识形式”，则是以精神的方式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社会整体，必须“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柯尔施，1989：35)。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决不是空想、幻想、虚构和伪现实，而是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一种特殊的观念表达，它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观念补充，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起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柯尔施，1989：54)，因而拥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相同的现实性。此外，柯尔施的整体性理论更重要的目标在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既然哲学作为整体性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是空洞的幻想，那么，根据柯尔施所理解的“哲学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哲学即使“在理论水平上”也具有“不只是理论或哲学的东西”(柯尔施，1989：37)，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现实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哲学的革命性表现为它的批判活动是颠覆作为整体的现存社会的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把握了社会现实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包括艺术、宗教、哲学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和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柯尔施，1989：54)，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在哲学的领域里“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柯尔施，198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