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10-0016-07 如何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基于整体范式，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已成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话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围绕这一问题，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几种极具特色的解读模式，柯尔施的研究尤为值得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基于此，本文以柯尔施为对话语境，在客观评述他的理论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国内学界系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提供一点拙见。同时，也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诞辰130周年。 恩格斯曾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那么，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较为流行的有两种模式。一是“运用论”。它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二是“证实论”。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在《资本论》之前，这一理论在本质上“还只是一个假设……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2]而《资本论》的发表，则从根本上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3]从而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历史观和社会学说的革命性变革。 然而，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两种解读模式却遭到了质疑。面对正统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肢解为各种分支的做法，卢卡奇和柯尔施率先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解读范式，将其诠释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认为这不仅是把握马克思思想精髓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原则。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他们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绝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概括，而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4]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研究”。[5]因此，当恩格斯、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将这一理论放大为整个人类历史时，已经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内涵及其适应范围。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唯物史观绝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单纯运用，更不是对后者的简单证实，相反，是对后者的全面深化和替代。这一点在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这一点不论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从前期的哲学批判转变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6]也是以此为由，他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划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1843-1850年，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阶段。柯尔施指出，截至20世纪早期，不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核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前者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当做黑格尔哲学的余波不予考虑，否认马克思主义存在任何哲学内容；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科学，否认它与哲学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其他理论家则主张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等人的思想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也就等于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虽然他们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是出奇地一致，即都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在柯尔施看来，这些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义早期形态的内在本质。他指出，从源头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反映，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胎胞中，马克思主义才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此，绝不能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彻底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到处都渗透着哲学。“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7]虽然此时他得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乃至革命意义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在总体上并没有真正超越资产阶级哲学，因而，“在内容、方法与用语方面仍然带有它所由产生的母体即旧黑格尔哲学的胎痣”。[8]就此而言，此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还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哲学。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来看，虽然此时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但这种批判还停留在哲学维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开始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嫁接起来，对蒲鲁东的经济学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做出了尖锐批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批判还只是一种哲学批判，在整个经济学水平上，它根本没有超越李嘉图，更不要说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9]同样，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虽然马克思突破了前期对资本的理解，将其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力图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然而，不得不承认，他“在形式上并没有超越这样的口号……自由放任，听天由命。”[10]也是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指出，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革命理论彻底成熟的标志，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表明，“运用论”的解释模式是有问题的：按此逻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应当建立起来了，而不应等到后来的《资本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以此来看，“运用论”的解释模式显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丰富而又复杂的深层关系。
